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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抢劫罪行为手段的认定/夏寒梅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0 10:27:59  浏览:906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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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胁迫,是指对被害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进行精神强制,从而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任由行为人抢走财物或者被迫交出财物的行为。
抢劫除了“使用暴力、胁迫”以外还有“其他方法”,“其他方法”是指使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使得被害人不知反抗或无法反抗,而当场劫取财物的行为。如用酒灌醉、用药物麻醉、利用催眠术催眠、将清醒的被害人乘其不备锁在屋内致其与财产隔离等方法劫取他人财物等。
一般而言,属于抢劫罪中所规定的“其他方法”范围内的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行为直接针对被害人的人身施加影响,如果是对被害人精神施加影响则是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2)行为人的行为可能造成或实际造成了被害人因人身受到强制而不敢抵抗或因造成被害人身体机能改变而失去抵抗能力的结果,即该行为与被害人不敢抵抗或不能抵抗的后果之间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3)行为对象是被劫取财物的直接控制者,即抢劫罪中的被害人;(4)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目的明确,就是为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以便夺取被害人的财物,即行为人对行为的实施及可能的后果持一种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概括起来,就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若能造成被害人身体被强制或丧失抵抗能力的后果,均可认为是抢劫罪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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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


绍兴市人民政府文件

绍市府发〔1993〕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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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


 
 
印发《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的通知
绍市府发(1993)8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绍兴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
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表彰和奖励在推动科技进步工作中作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开展科学研究和推广科技成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科技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和《浙江省科技进步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学技术进步项目包括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科学技术推广成果。
  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在下简称科研成果)是指:阐明自然现象、特性或规律的科研成果;具有实用性、先进性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生物新品种等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取得实效的科学考察、计量标准、科技情报、科技管理、科技经济决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科学技术推广成果(以下简称推广成果)是指:对国内外已取得的科技成果,根据其适用范围,结合各使用部门的具体特点,通过各种技术工作,组织协调工作和技术市场工作,积极推广、扩大应用并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推广成果。
  科研成果和推广成果必须经过鉴定或评审,鉴定或评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和《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执行。
  第三条 “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评定一次,对上一年取得的优秀科学技术进步项目进行奖励。获奖项目必须是在本市、本行业同类技术中科学技术水平最高、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作用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好的项目。
  第四条 “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奖励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级,由市政府分别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奖金数额为;一等奖3000元,二等级1000元,三等奖500元。
  获奖项目的完成单位可以以技术开发项目投产后三年内最好年度新增效益中提取3%(计入成本),农业项目可在农业发展基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奖励完成科学技术成果的人员。
  上述奖金免征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五条 对我市科学技术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科学技术进步项目,可授予特等奖,奖金数额另定。
  第六条 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上的省级新产品项目,经税务部门批准可减征或免征2年增值税。
  第七条 获奖项目主要完成者的事迹由完成单位及市、县(市、区)有关部门记入个人档案,作为考核、晋升、评定技术职称的依据之一。
  第八条 奖励等级的评定
  科研成果依照推广其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的作用进行综合评价;
  推广成果依照推广中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评价。
  第九条 绍兴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负责全市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工作。各县(市、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县(市、区)、本系统的科学技术进步项目的审查和上报申请工作。
  第十条 评奖程序
  1、申报奖励的项目,按主要完成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由各县(市、区)科委和市级业务主管部门上报市科委,在绍兴的各部属、省属单位由市级各代管部门转报市科委。
  2、申请奖励的项目,由县(市、区)科委或市级主管(代管)部门初审,提出评审意见和建议奖励等级后上报。
  3、成立绍兴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负责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审工作。有关实施、协调工作由市科委负责。
  4、申报奖励的项目,在评审及上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前应予以公布,对有异议者,在异议未排除前不参加评审。
  5、经过评审委员会审定授奖的项目,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授奖。
  第十一条 奖励证书的归属及奖金的分配
  1、由单位提供工作条件而获奖的项目,奖励证书属单位,所得奖金额的50%至70%,要保证奖给在项目完成中对关键科学技术总是作出主要创造性贡献的人员,或者在推广中承担主要技术工作的实际工作人员,其余部门可分配给直接有关的工作人员。各获奖单位应尊重获奖项目主持人对奖金分配的意见。
  2、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获奖项目,奖励证书分别授予各主要参加单位,奖金由各参加单位自行协商,按贡献大小合理分配。各单位分配给主要完成者奖励比例与上款相同。
  3、单位未提供工作条件,由个人努力所取得的获奖项目,奖励证书及奖金属于个人。
  4、各级科委和主管部门负责检查、督促奖励证书的归属及奖金的分配。
  第十二条 科学技术进步项目的奖励必须推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战线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提倡献身科学、密切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精神,反对争名夺利、沽名钓誉、封锁技术的思想和作风。
  如发现获奖项目有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者,经查明属实,应撤销奖励,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处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绍兴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关于执行〈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的补充意见的通知》停止执行。



权利在利益博弈中受限

  杨 涛


近来,围绕着北京对燃放烟花爆竹是完全放开还是禁止、限制,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近日上网征集意见,网友共对草案发表意见969条,其中反对“解禁”的约占50%;明确赞成解禁的共有290条,约占30%;其余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
《新京报》于6月2日发表社论认为,政府无须代替公民做选择,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法令,防止爆竹开禁对公共安全的危害,至于爆竹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定规则,让公民相互博弈,通过社区自决来解决。但旋即有人于6月4日发表文章反驳认为,禁放如果真要变限放,就必须认真考虑到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而这些人的权利———不管是50%,还是更多的比例,都应被尊重。即便在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只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权利,社区不可自决。以多数人对噪音的喜爱去侵害少数人对清静的喜爱,难道就是正当的?
看来,权利与权利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用什么程序来决定这种平衡的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
依照自然法的思想,人生而自由,权利与生俱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主张“放”的人有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主张禁或限的人有保证自己安全和安宁的权利。但是,如果人人都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利,或者说人人都不承担一定的义务保证他人的权利的实现,那就会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洛克所说的人人都享有自然法的执行权,实际上也就等于人人都没有权利。因此,为了避免人人在权利的争议中毁灭,那么人人都交出一部份权利,组成政府,由政府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权利的配置与界限。这种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不能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上政府形成的实际情形,但是,用它来解释权利必须受限的正当性、合法性却有相当的说服力。
然而,就是在立法程序中,仍然对于权利的配置存在很大的争议,谁能说主张放的权利就一定高于禁和限的权利,或者相反呢?人类不能在议会的无休止争议中灭亡,就必须确定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便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规则,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源。但是,诸如纳粹德国那样的事例告诉我们,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下,也会产生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不是最优的选择,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因此,民主需要法治的制衡,现代社会主要依靠了二种手段:一种是由宪法明文规定一些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容剥夺以及一些基本原则不能违反,那怕是多数人的决定,因为按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人们在缔结契约时并没有将这些权利交出,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生存权等;另一种就是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为某些立法因为不合理、不合法、不具有正当性而宣告违宪从而归于无效。
因此,除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外,人类大多数权利都是在立法这种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民主程序中,经过博弈、协商、妥协等过程被明确或受到限制、禁止,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但是,在表面的权利博弈中,其实深层次的就是利益的博弈。权利与法律的生成正如美国法社会学家庞德认为那样,首要的问题是承认某一种需求??承认和保障各种利益,。然后,在罗列各种法律将保障的需求或利益之后,人们要评价、选择将要得到承认的那些利益,并在考虑利益之间互相影响的前提下,决定特殊利益的限度,最后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以及通过实施给予确切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立法在利益博弈中,除了不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外,还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不至于认为违宪、或者被司法机关宣布无效或人们会认为不合理、不正当呢?是立法者中简单的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吗?如果在立法者中恰恰有大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那么他们能作出在任何地方都允许燃放的决定,从而不顾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吗?在这里,笔者认为不妨引入经济学的观点,那就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所谓效用就是某种利益给人带来的满足程度,就燃放烟花爆竹来说,大多数人在危险场合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效用可能远远不及这里财产、人身安全应当到保护的效用,因而,总体社会效用小,这种多数人的愿意就不合理,不能视为具有正当性,因而应当予以禁止。因此,立法者在利益博弈中,在遵循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程序原则的同时,首先必须考虑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其次,就必须考虑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法律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笔者承认,这种观点带有功利主义的痕迹,但是,至少是我们现实立法中一个可行的办法。
回到我们刚才的“放”与“限、禁”的问题的讨论中,主张有限度地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利益诉求,但是在“放”中,要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人们的共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在规定有限度地放开燃放烟花爆竹的同时,规定在易燃易爆危险场所、交通枢纽、党政机关驻地、军事要地、文物保护单位等重要的、危险性的、公众聚集重点场所周边,仍将设定为禁止燃放。此外,还对如何加强对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品种规格以及烟花爆竹的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草案这些规定符合民主的原则,也符合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但在反对“解禁”的约占50%的情形下,政府还无法权衡各个更为细小的群体的利益,无法判断在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上如何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的情形下,为在更大程度上贯彻民主思想与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政府不妨放开一定的权限,让更细小的群体,如社区进行自决,是一条比较好的思路。
反对由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认为,春节期间喜欢清静的就是只有少数人,他们的权利一样不能基于某种民主形式而被看似公正地剥夺。但是,当这种民主程序没有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符合了社会效用最大化,何来不正当性,难道少数人喜欢清静的权利就可以阻止多数人喜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实现吗?
因此,关键不在于反对社区自决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而是在于更高的立法者(如果把社区自决也称之为立法的话)如人大(他们往往比社区有更多的理性和更全面的考虑)要从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给社区自决权预先设置若干限制,因为,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可能就是社会效用更大;或者就是在某一社区少数人的利益总体社会效用也要超过社区多数人的社会效用,但社区简单的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原则无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这些限制包括禁放的时间、地点、禁放的品种(包括社区禁放的时间、地点)等等,在有限制的自决权下,是否燃放,由社区通过民主程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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