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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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权概念探析

马东晓

一． 引言

1996年已故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继承人冯雏音等八人诉江苏三毛集团公司侵害著作权一案，引起了我国知识产权界普遍关注。案中，原告主张“大脑袋、圆鼻头、头上长着三根毛”的“三毛”漫画形象系张乐平所创，著作权归张乐平所有。现被告未经许可，将三毛形象作为商标注册并进行使用，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则在庭审中辩称，“三毛”商标系委托当地一美工设计，与原告并无关系，所使用的商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批准使用，因此是合法行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1、原告享有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对“三毛”图形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2、被告不能证明其图形系独立创作，从而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3、被告虽然将“三毛”图形商标进行了注册，并获得了商标专用权，但依《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属不当注册，故被告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虽然本案中，法院将案件性质定性为著作权与商标权的权利冲突 ，又以商标法中注册商标不得侵犯他人在先合法权利为依据，认定侵犯著作权。但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还是以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品化权（Merchandising Right）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商品化权（Merchandising Right）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权利。英美国家在本世纪50年代就有判例涉及这一问题。 我国最早在80年代末期引入这一概念。 据笔者考证，国内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梅慎实先生。 但由于翻译和理解的差异，至今在称谓上仍未明确、统一。最常见的称谓有“商品化权”；也有人称“形象权” ；或称“虚构人物形象” 。除了称谓上的不统一外，学者们对商品化权的概念，尤其是其外延，也有诸多不同理解。使得学界对商品化权的研究不能系统、明确。出现许多诸如“角色商品化权” ，“作品名称商品化权” ，以至“商标商号取名中的著作权” 研究，使局外人一头雾水，不识庐山真面目，影响这一制度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把握。
本文之目的在于从实践中归纳出商品化权的概念，并力图准确描述其性质，给出其定义，使读者对其有一清晰的认识，同时就教于方家。

二． 基于作品中虚构内容产生的商品化权

（一） 卡通角色的商品化应用
从前面的“三毛”案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张乐平先生创作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在社会上的广泛的影响，使得其在作品中塑造的“三毛”形象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而江苏三毛集团也正是看中“三毛”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将其应用于产品商标、职员名片甚至企业形象中。类似情况在国外还有很多，如米老鼠和唐老鸭，大力水手，史努比（snoopy），一休等。利用这些卡通形象所做的商品化推广也比比皆是。如史努比系列文具，米老鼠系列玩具等。从广告学角度讲，对儿童受众的最佳诉求点就是那些孩子们熟悉并喜欢的卡通角色，美术作品中妇孺皆知的卡通角色是儿童用品进行商品化推广的最佳媒介。商人们将这些角色应用于儿童商品之上，使孩子们购买商品时产生将自己喜爱的卡通角色买回家的感觉。
（二） 作品名称的商品化应用
作品名称，也称作品标题，通常是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一部作品的名字。由于“书名不是作品的一部分”，各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均认为书名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品名称（尤其是具有独特性的作品名称）越来越显示出其商业价值，受保护的必要性也越来越突出。 从各国的实践看，法律对作品名称所保护更侧重于作品名称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其著作权。这一商业利益即是作品名称的商品化权。
由于作品名称能够概括表达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往往具有丰富的含义。随着作品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使权利人具有了商品化权。如电影《红番区》、《红高粱》放映后，就出现了“红番区”饭馆，“红高粱”酒店 ，小说《白鹿原》流行后，出现了以“白鹿原”命名的旅游开发区 等等。作品名称的商品化不仅在服务领域，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这种情况，如《围城》和《围城之后》案，即是将知名作品名称应用于非知名作品。
（三） 作品中的人名、地名和典故
香格里拉（shangri—la）原是一部著名小说《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en）中虚构的一个地名，那里和平安宁，自给自足，充满仁慈和友爱，令人向往。小说流行后，shangri—la成为人类理想国的代名词。后来，聪明的商人用其作连锁酒店的商号。类似的例子还有用“三味书屋”命名书店，用“咸亨酒店”命名酒馆。
利用人名的例子也有。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市场上出现了“阿春艺术公司”等等。
（四） 曲艺、民间艺术作品中的角色、名称、典故、传说等
二十多年以前，相声演员马季曾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段子，讲到了“宇宙”牌香烟。其后不久，市面上果真出现了“宇宙”香烟。在民间艺术作品中，典故、传说中的人物更是由于妇孺皆知而具有商业价值。例如以“嫦娥”作商标的诸多商品。
归纳上述几种将作品中的角色、名称（包括人名、地名和作品名称）、典故进行商业化应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它们会被大量地应用于商品或服务之上，直接的原因是这些角色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会大众熟悉并喜欢它们。进一步分析，这些角色、名称、典故被喜爱的原因是由于它们能够在大众心中产生联想，在应用它们的商品和承载它们的作品之间产生联想度。社会大众看到这些角色、名称、典故，必然联想到那些作品的情节和主题，联想到角色的性格、作品宣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从而产生购买的冲动，也使商人们达到了利用作品的角色、名称和典故商品化的目的，这是将作品中虚构内容商品化的根本原因。

三． 基于现实中真实内容产生的商品化权

（一） 真人的姓名和肖像被付诸商业化使用
真人的姓名和肖像被付诸商业化使用最多的例子是影视和体育明星的姓名和肖像。譬如，“李宁”牌运动装，“迈克尔 乔丹”的招贴画等等。关于知名影星和明星所享有的商品化权没有人产生异议。问题是真实人物的名称、肖像所享有的商品化权是否包括非知名人物？目前学界大多数人认为不包括非知名人物。例如，有学者认为“非知名人物，通过姓名、肖像权足以保护其权利。公开权（即商品化权——笔者注）强调的是依靠美誉创商业效益，因此，公开权对具有高度公众评价的知名人物才更有意义。” 笔者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并认为具有独特含义的非知名人物的姓名和肖像也具有商业价值。例如，万宝路（Marborolu）香烟的招贴画中有一个深沉的西部牛仔形象，这个面色红润，表情深沉，充满自信的成熟男人形象，给万宝路香烟的销售起到了极大的促销作用。这个广告模特虽为非知名人士，但这一创意极佳的广告却使“他”产生了公众吸引力，产生了美誉，其所享有的商品化权不可否认。
因此，笔者同意对真人的姓名和肖像所产生的商品化权可为每个人所享有，只不过通常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更有价值。同时，笔者还认为知名与否，并不必然导致是否享有商品化权。不知名的“牛仔”，可以促进香烟销售；相反，知名的影星作广告，有时反而对产品销售起到副作用。因此，知名只是产生公众吸引力的条件之一，其他的条件也会产生公众吸引力，具有公众吸引力就会被公众所追随，这种被公众所追随的吸引力才是形成商品化权的根本原因。因此，不知名但具有被公众追随的吸引力的东西（譬如时尚等）也应具有商品化权。
（二） 影视作品中演员形象的商品化使用
真人饰演影视作品中的角色被用于商品之上的主要方式是对剧照的使用。按照郑成思教授分析“扮演者的形象权与版权” 的分类。关于扮演者的剧照，至少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 观众不认识的（不知名的）演员扮演虚构人物。
2、 观众不认识的演员扮演真实人物。
3、 观众认识的（知名的）演员扮演虚构人物。
4、 观众认识的演员扮演真实人物。
在上述四种情况下，郑成思教授和杜颖博士均认为第1、2种情况下不存在演员的商品化权问题（因为演员没有知名度——作者注）。第3种情况演员可享有商品化权。第4种情况，演员是否享有商品化权要考察其知名度的大小，即衡量商业化应用的结果是凭借演员的知名度还是凭借真实人物的知名度，来确定演员是否享有商品化权。
（三） 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地名、数字等的商业化应用
现实中的一些著名的地方名称，因长期流行或宣传而具有市场价值，从而可以被他人进行商业化应用。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槟”酒，香槟本是法国的一个省的名称，以盛产葡萄酒闻名，将某种葡萄酒的产地或名称与“香槟”相联系，无疑会大大促销该葡萄酒。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是著名的赌城和娱乐之都，国内的有些娱乐场所也取名为“拉斯维加斯”等等（笔者认为，原产地名称也是商品化的一种情形）。
现实中另外一种商品化权也被越来越多的商人利用，即对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数字的商业化应用。如以“1997”作商标或商品标记的商品，以“8848”作网站名称（即商号）的企业等。这些地名和数字之所以被商品化应用，原因在于它们已有“第二含义”。

四． 商品化对象和商品化权对象

通过以上列举可以看出，作为商品化权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基于作品中虚构的内容而产生的；另一类是基于现实中真实内容而产生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这些”内容“背后，都有着使公众产生联想的、好的“第二含义”。商品化权正是基于对这些具有知名度、联想度、美誉度的、具有“第二含义”的“内容”进行商品化应用而产生的权利。这些可商品化的“内容”，我们称之为商品化对象。那么，商品化对象的具体有那些呢？
郑成思教授认为包括：“真人形象、扮演者形象、人体形象、作者创作之形象” 。有学者认为“商品化权对象除了真实或虚构的人、动物的形象外，还有作品的著名标题、语言片段以及为公众所熟知的有特定含义的标志。 也有学者认为包括“语言、名称、题目、标记、人物形象或这些东西的结合”。 也有认为“人名、肖像、角色形象、标记、名称或其组合”。 还有人认为包括“名称、题目、词组、人物形象等”。 杜颖博士认为：“商品化权的实现是通过物质形式的利用来进行的，这些物质形式主要有：（1）人物姓名、肖像；（2）广为人知的片段、题目；（3）虚构角色的剧照、形象；（4）为公众所熟知的标记、符号等。”
笔者认为，明确商品化对象的定义，对于界定商品化权具有重要意义。对商品化对象进行商品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商人创造公众吸引力，创造市场，创造消费的过程。它随市场需求、大众喜好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断被时尚所推动，因此，单纯采用归纳的方法难以准确地描述这一定义的外延。
笔者试图通过对商品化权对象的研究，来明确商品化对象的定义。所谓商品化权对象，是指商人对商品化对象进行商品化使用时所享有权利的客体。商品化权所要保护的客体恰是商人们进行商品化使用形成的正当利益。商品化权对象有：
（一） 商标：
论劳动合同法对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影响

吕为锟

内容提要：《劳动合同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受该法调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难以受到该法调整。司法部应当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民办律师事务所应当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劳动合同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会,《劳动合同法》获通过，而《律师法（修订草案）》未获通过。近年来，律师的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对簿公堂的案件屡见报端，法学界关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合伙关系的争论不休。《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施行后，律师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是否受该法的调整？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那么，律师事务所是哪一类用人单位？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在该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主体之列。然而，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不属于该法所列举的任何一种用人单位，那么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是否劳动关系、是否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问题将继续成为律师们争论的话题。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造成的，而定位不明问题的根源是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司法行政部门越权行使登记管理权。《劳动合同法》获得通过，彻底地暴露出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也就是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律师法（修订草案）》没有触及和解决现行律师管理体制的弊端，未获通过并非是一件坏事。

一、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类，即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生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企业单位被称为“民办企业单位”或者“合资企业”等，纳入了“企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事业单位，例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没有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因为许多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的特征，前者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些新生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直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管理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自己批准，自己登记，自己管理，普遍地存在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统计和宏观调控。

1996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以下简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

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政部门在开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业务主管部门不配合，登记管理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暗地自己登记，频繁制造事端，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1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11月23日国务院召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文化部首先响应，于11月25日发出《文化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紧急通知》。民政部积极出台措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于12月28日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二）卫生事业；（三）文化事业；（四）科技事业；（五）体育事业；（六）劳动事业；（七）民政事业；（八）社会中介服务业；（九）法律服务业；（十）其它（第4条）。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 揭开了我国70多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管理工作的序幕。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大多数部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唯司法部除外。

《律师法》是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从时间顺序上看，律师法在先，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在后，律师法没有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是必然的。律师法施行后，司法部依据律师法颁布《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长期开展登记管理工作。当民政部在全国开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时，上海市民政局要求上海市司法局对主管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办理登记。上海市司法局向司法部提出《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２０００〕５７号）。2000年6月7日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签发《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经研究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据《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依法成立，不应再进行民政、工商等形式的登记。” 这就是司法部没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的依据和理由。从此，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定位不明”的社会组织。

二、关于律师事务所定位问题的调研报告

2001年夏天，我曾以法学会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来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姓裴的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裴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我反问：“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裴科长看。裴科长摆一摆手，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再了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同意了他的观点，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询问如何申请登记。裴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单位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业务主管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裴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他那热情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欢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前往进行登记。裴科长继续说：“咱市有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问：“是吗？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再三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裴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裴科长办公桌上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

我特地来到日照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开门见山地问边永生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永生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各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文件来，是《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

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 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 他还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按照营利性组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人，廖若晨星，少得可怜。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区县，只有极个别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律师行业出现混乱局面就不足为怪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为解决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显然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

许多律师主张“中介组织说”，认为律师事务所属于“中介组织”或称“中介机构”。根据《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有关规定，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确实属于“中介组织”，但中介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有的由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属于企业单位，有的由人事编制部门登记，属于事业单位，还有的由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中介组织，属于哪一个类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说”提示了律师事务所具有中介作用，没有从组织形式上揭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律师事务所分别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定位问题，没有理论指导价值。

《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笔者称之为“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国办和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

三、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有其合理性一面，不存在非法性，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或者说，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责任吗？律师法第19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登记”的字眼儿，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实质上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属于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律师法而是违背之。《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民办学校审批的规定与律师法的规定相类似，但教育部没有据此作出自己进行登记的批复，民办学校纳入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明显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邪教组织暗地自己进行登记，被取缔，司法部公开地对民办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被默认。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在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般地以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为由，对律师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律师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还不如农民工。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合伙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化”代替“规范化”。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以来，我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人事部门和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事倍功半。2004年司法部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现行《律师法》的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律师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律师业发展的“瓶颈”，修改《律师法》已非常必要和紧迫。这一报告把律师行业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律师法修订，把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并引起管理混乱的责任归责于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3月，笔者曾致信司法部长张福森，呼吁司法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全面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促进律师法按照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修改，特赠送这样一幅对联，上联“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下联“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横批“法律冲突”。司法部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发布的《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没有作出贯彻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律师法修改提前列入立法规划后，司法部拟定了《律师法（修订草案）》，于2007年6月13日经国务院常委会原则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准许“个人开业”，这只是吸收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组织形式之一，没有将民办律师事务所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范畴，全面确立个体、合伙和法人三种组织形式，没有体现出中央统一登记政策，也不符合“法人五类说”法人制度理论，不仅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相冲突，并且与《劳动合同法》相冲突，因此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这样的律师法修订草案能够获得人大审议通过吗？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这样的法律，等于通过“关于许可司法部规避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律师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律师行业是法律服务业的主要主体，是法律服务业规范和拓展的重点。民政部早已将“法律服务业”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第九类，敞着登记管理的大门。司法部只有树立起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信念，自觉地废止《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批复》等一系列规章，制定统一的《律师事务业务管理办法》，解决现行律师管理法律、规章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法规、规章相冲突问题，在律师行业中建立“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业务管理与同级人事部门、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相分离”的“两分离”一级管理体制，在业务管理范畴内建立“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二级管理体制，确保国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事业单位，民办律师事务所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广大律师才能受到《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法律服务业才能迎来规范和拓展的春天，体现中央统一登记政策的新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才能获得通过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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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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