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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6月29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7年6月29日公布 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道路运输管理，规范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保障道路运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包括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与道路运输相关的搬运装卸、车辆维护修理、车辆技术检测和运输服务等。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遵守本条例。
城市市区内公共汽车运输不适用本条例。
农业运输机械的技术检测、维护修理和人员培训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道路运输实行统一管理、合理配置、多家经营、协调发展的方针，保护正当竞争，禁止非法经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并可以委托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行使道路运输管理职权。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公安、城市建设、财政、税务、物价、劳动和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经营资格
第六条 申请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与经营种类、规模、范围相适应的设施、设备、资金、场地、专业人员等经济技术条件。具体条件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申报审批：
（一）持当地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主管部门的证明和有关资料，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开业；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开业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开业资格审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核发经营许可证；
（三）持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第八条 从事经营性中外合资、合作和出入国境及港澳地区道路运输的，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逐级上报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九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合并、分立、迁移或者变更经营范围，应当报原批准经营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歇业，应当在歇业之日前三十日以上向原批准经营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歇业申请，经审查同意，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手续并予以公告后，方可歇业。
第十一条 道路运输经营权可以采取招标、投标的方式确定，由客货道路运输经营者对道路运输经营权有偿、有限期使用。
第十二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年度审验，审验合格的，方可继续经营。

第三章 运输车辆
第十三条 道路运输车辆应当在营运前到车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领取道路运输证，并随车携带。
运输车辆过户、转籍时，应当到原发证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运输车辆的技术状况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接受技术检测。
对运输车辆的检验和检测应当依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不得重复检验和检测，不得重复收费，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五条 运输车辆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装置下列标志或者设备：
（一）客运班车、旅游客车装置营运线路标志牌和票价表；
（二）客运包车装置营运标志牌；
（三）出租汽车装置标志灯、标志牌、待租显示器和计程计费器；
（四）货运零担班车装置营运线路标志牌；
（五）危险货物和大型物件运输车辆装置特种运输标志灯、标志牌。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运输车辆的技术管理。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维护和更新运输车辆。

第四章 旅客运输
第十七条 客运班车、旅游客车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线路、站点和班次运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停运。
第十八条 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客票标明的日期、车次、地点运送旅客，无正当理由不得中途更换车辆、停止运行或者将旅客移交他人的车辆运送，不得违反规定超载运输。
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票价售票、验票，不得擅自提高或者降低票价。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和客运包车应当按照承租人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的路线行驶。未经承租人同意，不得招揽他人同乘，出租汽车应当正确使用计程计费器。不使用计程计费器或者不出具票据者，承租人有权拒付车费。
第二十条 因道路运输经营者的责任造成旅客漏乘、误乘的，应当退还全部票款或者安排改乘；造成旅客人身伤害或者行李灭失、损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旅客必须持有效客票乘车。不得携带易燃品、易爆品及其它违禁品进站、乘车。因旅客的过错，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车辆、设施等损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禁止使用货车或者拖拉机经营道路旅客运输。

第五章 货物运输
第二十三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根据拥有车辆的车型和技术条件，承运适合装载的货物。
货物性质相抵触、运输条件要求不同的，不得混合装载。
第二十四条 零担货物运输车辆，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线路、站点和公布的班期运行。
危险货物和大型物件运输车辆，应当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国家和本省规定限运或者凭准运证运输的物资，应当由托运人按照规定办理准运手续后，承运人方可承运。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负责对港口、车站、货场的集疏货物和大宗、重点物资的运输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抢险、救灾、重点物资等紧急运输任务，由同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车辆，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服从调度，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十七条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与托运人，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签订运输合同。发生货物运输纠纷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省外货运车辆驻在本省从事经营性货物运输超过三十日的，必须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接受监督管理。

第六章 搬运装卸
第二十九条 搬运装卸经营者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和区域实施搬运装卸。
货主和承托双方可以自行搬运装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垄断搬运装卸市场，不得强行搬运装卸。
企业、事业单位自有的搬运装卸队伍对外从事经营性搬运装卸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条 搬运装卸危险货物和大型物件，应当具备相应的设施、工具和防护设备，并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一条 搬运装卸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安全操作规程组织搬运装卸，禁止违章操作。因搬运装卸经营者的过错造成货物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因托运人匿报、错报货物品种、性质、质量，或者在货物中夹带禁运物品，造成搬运装卸设施、设备损坏或者他人人身伤害以及货物灭失、损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车辆维护修理
第三十三条 车辆维护修理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准的维护修理类别经营，依照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维护修理车辆，并对大修或者维护竣工的车辆实行出厂合格证制度。
车辆维护修理经营者不得维护修理已公布报废或者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不得利用配件拼装车辆。
第三十四条 车辆维护修理承托双方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签订维护修理合同，实行合同责任维护修理。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护修理质量造成车辆损坏或者发生故障的，由车辆维护修理经营者无偿返修。
第三十五条 车主有权自行选择厂家进行车辆维护修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为车主指定维护修理厂家。
车辆维护修理经营者不得采取不正当手段招揽车辆维护修理业务。

第八章 运输服务
第三十六条 经营性客货运输站（场）和经营性机动车停车场的设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运输网络规划统筹安排。
第三十七条 客货运输站（场）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备相应的设施和设备，为旅客和货主在购票候车、包装托运、仓储理货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以及为承运人提供停车、发车、旅客上下和货物装卸等经营条件。
第三十八条 经营性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者应当保证停放车辆以及装载货物的安全，因经营者管理责任造成车辆或者货物灭失、损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从事客货运输代理和中转联运服务的经营者，因运输质量事故造成旅客人身伤害以及财产或者货物灭失、损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有权向责任人追偿。
第四十条 运输信息服务经营者应当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对因信息误差造成车辆空驶和运输延滞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车辆检测站是独立的、社会化的经济实体。设置道路运输车辆检测站应当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划、管理。
检测站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以及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检测，如实出具检测报告，保证检测结果准确。
检测站的检测设备由省人民政府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检定。
第四十二条 运输车辆检测站实施检测的范围包括：
（一）对在用车辆进行技术检测；
（二）对维护修理的车辆进行质量检测；
（三）对车辆改装、改造以及相关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和科研成果等进行项目检测；
（四）受公安、环境保护、商检、技术监督等部门和保险机构的委托，对车辆进行专项检测。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筹规划，按规定审批，进行行业管理。
驾驶员培训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实施。
第四十四条 报考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应当接受机动车驾驶学校的培训。经培训合格的学员，持培训合格证向公安机关申请考试，领取机动车驾驶证。
以其他方式掌握驾驶知识与技能的人员，可以向机动车驾驶学校申请考试。经考试合格的，发给培训合格证。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客货运输、车辆维护修理、搬运装卸等从业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和考核，并对培训和考核合格者发给上岗证书。
机动车驾驶员、车辆维护修理人员的技术等级培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核发技术等级证书。

第九章 价格、规费和票证
第四十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执行国家和本省道路运输价格和收费的有关规定；允许自行定价的，由道路运输经营者按照物价、交通部门核定的价格范围和幅度自行定价，并予以公布。
第四十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缴纳道路运输管理费等规费。
道路运输管理费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四十八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使用统一的客票、货票、费用结算凭证、行车路单等票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买卖和非法转让。

第十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资格、经营行为、交通规费缴纳等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对客货集疏地、停车场（站）、道路运输经营单位、作业现场等场所的经营性运输车辆进行检查，依法处理有关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及时报送统计资料，如实提供情况，接受监督检查。
第五十条 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时，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统一标志，并出示有关行政执法身份证件。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专用车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装置统一标志和示警灯。
违反前款规定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接受检查和处理。
第五十一条 对不能当即接受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时扣留其道路运输证或者车辆。待其接受行政处理后，立即归还证件，放行车辆。
扣留前款规定的证件或者车辆，必须出具暂扣凭证。因扣留证件或者车辆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人员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公开办事制度，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不得在道路上乱设卡、乱收费和乱罚款。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项、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其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金额一倍至三倍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予以警告，可并处以五十元至三百元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予以警告，可并处以一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予以警告，并处以五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予以警告，并处以三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应按日收缴应征费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予以警告，可并处偷漏费额一倍至五倍的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予以警告，并处以二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复议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六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的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二）贪污受贿的；
（三）违反规定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的；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逾期不核发经营许可证的；
（五）侵犯驾驶人员人身权利的；
（六）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七）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的人力车和畜力车，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从事非经营性危险货物、大型物件搬运装卸和运输的，适用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1997年6月29日
浅论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控制

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硕士研究升生 归永吉


内容摘要：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无疑居于最高位置。这一属性决定了对其的规范只能依赖宪法而非普通法律。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立法权，但却没有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这在实践中造成了立法体制的混乱，也为立法权的扩张埋下了祸根。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采用列举式授权性规范的方式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以及明确人大和常委会各自的立法范围。
关键词：宪政 立法权 列举式授权性规范
一、宪政下的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来源只能是宪法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宗旨，以民主、法治为主要内容和运作原则的政治制度。[1]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它要求政府的一切职权都必须有界限、不能无边无际，而对公权力范围的界定则是依靠宪法和法律。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指由宪法和法律对政府的各项职权一一列举，明确告诉政府只能行使宪法和法律所授予的权力。有学者曾对这种方式提出了批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体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它与今天的改革形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具体地授权，如何限定主体的活动范围，是无法预知的。此外，市场经济也是一个不能完全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对象，采用列举式的授权性规范立法技术亦与之不相适应。”[2]不可否认，列举式的法律规范本身有其不能克服的弊端，即无法覆盖现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点缺陷而否认其在维护宪政、保卫法治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不能仅凭这点缺陷而轻易地将其放弃。法治最大的敌人无疑是政府，所以宪政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政府的权力，而列举式授权规范无疑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此外，将列举式授权规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也是毫无依据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诞生于1787年，当时的美国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宪法仍旧清晰地通过列举式授权规范将国会的十八项职权一一明示。正如童之伟教授所言：“用列举的方式授予国家（政府）以权力的方式无可厚非，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是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宪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给它规定行使范围和运行程序。”[3]
法治要求政府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活动、政府行使职权必须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相较于其它国家机关，法治原则对一国中央立法机关的职权来源控制得更加严格，它要求中央立法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只能来自于宪法（包括宪法解释、判例、惯例等宪法渊源）而不包括任何其它形式的法律、法规，理由是：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立法权无疑是处于最高位置。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制定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 虽然，立法主体已经从早期的一元制转化为如今的多元制，但无论立法主体如何扩大，代仪机关作为民意的代表是立法权的天然拥有者，而一国的中央立法机关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无疑享有最高的立法权。由于中央立法机关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如果不承认宪法是其权力来源的唯一依据，那么立法机关就可以通过自己制定法律的方式，合法地将宪法未授予的权力纳入到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其它法律的拘束，这种自己为自己授权且不受限制的方式必然会导致权力扩张的无限化，违背了“有限政府”这一宪政精神。与之不同，其它国家机关并不享有最高立法权，也就不存在自己为自己授权而不受宪法以外的上位法拘束的可能性。
既然中央立法机关的所有职权都只能来自宪法的授予，那么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力——立法权的范围也必然只能由宪法界定。如上所述，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宪法中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来完成的，即通过宪法将中央立法机关能够制定法律的所有事项一一列举，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列出了不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辅之有权机关作出的宪法解释、判例和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惯例等，构成了完整的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明确罗列了国会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第九项和修正案第一条列举了禁止立法的事项，此外，通过宪法判例的方式，联邦最高法院又扩大了国会的立法权限。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也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议会的立法权范围，同时，该条还规定对于宪法第34条未授予的事项法国议会不得进行立法。联邦德国基本法也以极大地篇幅对联邦议院能够单独制定及与州共同制定的法律事项进行了列举，印度宪法更是不遗余力地明文规定了专属于联邦议会的97项立法权。
二、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来源的规制不足
相形之下，我国宪法对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范围的界定过于原则化和模糊性，甚至有点形同虚设。宪法第62条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作出了如下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宪法第67条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界定更是简单，“制定和修改除应当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由于现行宪法并没有采用列举的方式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能够立法的事项明示，所以对何谓基本法律、何谓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它们的界限在哪里、那些事项可以制定法律或是基本法律、哪些事项属于立法的禁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宪法只能保持缄默。不过，上述问题在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中得到部分的解答。该法第8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制定法律的十大事项，包括制定有关国家主权的事项、制定各级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的事项、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等等。这部法律部分澄清了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较之于宪法的模糊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无疑上了一层台阶。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进步换来的却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倒退。笔者认为，立法法第8条违背了宪政精神和法治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我国的中央立法机关，其职权来源只能出自于宪法，它们的立法权范围也只能是由宪法界定；而立法法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由该法对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权进行界定，也就等同于立法机关自己为自己授权、自己作自己的法官，这种界定必然会为立法机关的权力膨胀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或许有人会为立法法辩护，认为该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中的“法律”一词的所作的解释或者认为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文件，本身属于宪法的渊源，由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作出界定也是合宪的。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相当的谬误。第一种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上，即全国人大拥有宪法的解释权。但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本身似乎并没有授予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有学者认为，尽管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全国人大当然具有不言而喻的宪法解释权。因为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它认为应该由它行使的一切权力；而且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不适当的决定，这其中就包括关于宪法解释的决定。[4] 对此观点，笔者不作评论。但是，即使承认全国人大拥有当然的宪法解释权，也不意味着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的解释。因为，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需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明示的方法进行，立法法的制定是全国人大严格按照立法程序而不是宪法解释程序进行的。况且，全国人大也只是宣称立法法是我国的一部基本法律，从未声明它的部分条款是对宪法的解释。另外，笔者认为在现行宪法本身未对条文中的“法律”一词作出任何界定的情况下，即使采取扩大解释的方法，也不可能仅仅从“法律”这两个字的字面含义，通过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解释，推断出诸如立法法第8条的一系列规定。严格意义上讲，立法法第8条是对宪法第62条、67条的增添，它应该属于宪法修正案的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性法律是我国宪法的渊源（从而间接证明了立法法可以对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规定），在我国宪法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如周叶中教授认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大致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5]胡锦光、韩大元两位教授说：“我国是实行成文宪法的国家，同时又属于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和国际条约。”[6]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同样值得商榷，至少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绝对算不上是宪法的渊源。法理学一般将法的渊源定义为：“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7] 借用此概念，可以将宪法渊源定义为具有宪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宪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典是最重要的宪法渊源。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典的部分改变、增加或删减，它是宪法典的当然组成部分；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词语用意加以诠释和说明，它是宪法的延伸，是宪法本意，它自然具有与宪法同等的效力；宪法惯例则是默示的宪法规范，它是由一国在长期的宪法实施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宪法规范拘束力的宪法规范形式；上述三种法律规范与宪法典一样，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作为宪法的渊源自然是无可厚非的。反观宪法性法律虽然与宪法典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毕竟是立法机关的产物，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而宪法则是由人民直接参与的成果，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意志。即使在一个最完美的民主国家内，民意代表的意志也不可能等同于人民的意志，不能将宪法性法律视作是宪法的本义或者一部分。况且，我国宪法本身也规定宪法性法律在内容上必须服从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性法律也远不如宪法典那样严格，这说明宪法性法律无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不具有宪法典的那种最高效力。自然，它不应当被纳入到宪法渊源的范畴。宪政对现代社会提出了两条铁律：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宪法提出了“法无禁止皆自由”；相应的，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宪法又规定了“法无授权不得行”。由于我国宪法并未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项作出列举式的规定，属于明显的失位；同时立法法虽然对此作出了规定，但属于明显的越位而无效。
三、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立法职权的第二来源
如上所述，列举式授权性规范是宪法授予有权机关职权的最主要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制宪者往往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即宪法基本权利的内涵来间接赋予国家机关权力。“公民的宪法权利亦称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由宪法所确认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8] 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作为宪法的一部分，与其他宪法规范一样，具有相同的宪法效力，这种效力体现为它对公权力具有直接的、天然的拘束力。所谓直接的拘束力是指当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作出剥夺或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时，公民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条款来对抗公权力；或者当国家机关消极不作为时，公民可以根据基本权利条款迫使其履行义务。所谓天然的拘束力则是指无需宪法本身对基本条款的这种拘束力作出明文规定，只要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条款，就可以直接制约公权力。如法国1958年宪法仅规定议会有权对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立法，并没有在宪法典上明文禁止议会制定侵害公民权利的法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权利条款一直都是宪法委员会衡量议会立法合宪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样，我国宪法虽然未对基本权利条款的拘束力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拘束力是肯定存在的。在宪法学界，一般将基本权利分类为三代人权，即自由权（第一代人权）、生存权（第二代人权）和发展权（第三代人权）。其中，自由权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功能，它排斥政府不合理的干涉且它的实现也不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因此，这类权利对立法机关的间接授权的内容和范围上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三类人权的主要功能是受益性，它们的实现仅仅依靠于政府的消极不作为是不够的，更需要政府的积极干涉。所以，这类权利的出现更是间接授予政府大量列举式规范未明确的权力。由此可见，基本权利条款对中央立法机关的拘束力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禁止立法机关制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基本权利就告诉国家权力，请注意，这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做人最基本的资格，是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权力都不能剥夺的。”[9] 其次，它要求立法机关尽一切可能为基本权利的实现创造机会，在必要与适当的时候，必须对相关的基本权利条款立法，使得宪法原则的、抽象的保护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明确的法律保障。后者正是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四、结束语

由于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限作出界定，而立法法虽然对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作出了规定，但这种授权本身是有悖于宪政精神。所以，这种立法规范上的缺陷可能会为立法权的肆意扩张埋下祸根。此外，考虑到我国立法机关独特的组织结构，在宪法上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更加显得必要。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及其它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那么“其它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宪法和立法法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在实践中，哪些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哪些法律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程序上都是由委员长会议决定。这种判断方式主观臆断性较强，并不符合民主精神。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将来的修宪过程中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以及基本法律和其它法律间的界限，并通过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构成一个完整、清晰、有限的中央立法机关立法职权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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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郝铁川.论良性违宪[J]. 法学研究,1996,(4).

[4] 胡弘. 试论宪法解释[J]. 现代法学, 1999, (5).

[5] 周叶中. 宪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 胡锦光, 韩大元 . 中国宪法[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7]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8] 杨海坤. 宪法基本权利新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郝铁川. 快乐的猪和痛苦的人——中西法律思维差异[A]. 河畔之声：华东政法学术演讲录（第一辑），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