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关于机关干部从事经济活动及兴办“四型”企业的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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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代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已由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1999年9月24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土地承包双方的合法权益，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土地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确定给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
本条例所称土地承包，是指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农民以承包方式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取得土地使用权而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和管理活动的组织、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领导，鼓励、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提高土地产出率。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具体工作由各级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林业、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工作。
第六条 农村土地承包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土地承包的法律、法规；
（二）协助有关部门承办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确认；
（三）承办县级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颁发；
（四）指导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负责土地承包合同管理；
（五）培训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人员；
（六）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八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发包方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发包方为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发包方为该乡（镇）集
体经济组织。
国有土地依法确定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发包方为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
第九条 农民集体所有和依法确定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
农民集体所有和依法确定给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报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承包方可以为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十条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发统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土地使用权。
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由双方约定，最长不超过30年。
实行投标承包经营的土地，承包经营期限由双方约定，一般不超过5年。
第十一条 土地承包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适用《云南省农业承包合同条例》。
第十二条 发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对发包的土地依法行使所有权或者管理权；
（二）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监督、指导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三）对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承包单位或者个人和第十四条投标承包的承包方，按照承包合同约定收取土地承包费；
（四）依法收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和调用承包方应当承担的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五）保障承包方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经营收益权及其他有关的合法权益；
（六）为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提供服务。
第十三条 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
（二）承包期限内可以将承包的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
（三）享受国家、集体提供的生产经营服务；
（四）服从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合理使用承包的土地，保护种植条件，改善生态环境；
（五）依法缴纳税金，承担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
（六）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缴纳土地承包费。
第十四条 下列土地可以实行投标承包：
（一）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预留的机动地；
（二）承包方全户转为非农业人口后由发包方收回的土地；
（三）承包方连续二年弃耕抛荒，发包方依法收回的土地；
（四）建设单位已办理征用手续；连续二年未使用，依法交由原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的土地；
（五）农民自愿退包的土地。
第十五条 农民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经批准开垦的耕地，在明确土地所有权后纳入土地承包管理，但不扣减农户原承包面积。有收益五年后，可以收取适当的土地承包费。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异地开发中，农民按规定开垦的耕地，应当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第十七条 土地承包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土地承包期限内，必须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对个别承包者承包的土地需要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以个人名义承包的土地，如承包人在承包期限内死亡，其继承人可以依法继续承包，承包合同由继承人继续履行，直至承包合同期满。
第十九条 农民从事非农业产业后，应当允许退包，同时终止原承包合同，退包的土地纳入投标承包管理。退包的农民以后重新要求承包时，发包方应当允许其承包，并订立新的承包合同。
第二十条 在承包期限内，经发包方同意，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用途的前提下，可以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抵押。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民流转土地。
第二十一条 发生承包合同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乡（镇）以上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构申请调解。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 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一）擅自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期限的；
（二）擅自将土地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的；
（三）擅自调整或者收回农民承包土地的；
（四）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的。
第二十四条 侵占、挪用土地承包费用，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并处侵占、挪用金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发包方责令改正或者治理，拒不改正或者治理的，依法收回其承包的土地：
（一）弃耕抛荒承包土地的；
（二）对土地实行掠夺式经营，造成土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
（三）未经批准改变土地用途的；
（四）破坏土地，毁坏种植条件的。
第二十六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土地承包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9月24日
《华洋诉讼判决录》与中国近代社会


2000年11月24日 14:41 何勤华

在距今近九十年的清末民初，当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民刑事纠纷时，法院是如何处理的？其依据的原则是什么？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在华的外国人对这种诉讼活动是一种什么态度？等等。《华洋诉讼判决录》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它用一份份真实的判决书，向我们显示了一幅当时中国人与外国人打官司的生动图景，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在华洋诉讼活动中法律运行乃至整个司法制度运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Ⅰ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领事裁判权的运作以及存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际证据，并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据史籍记载，领事裁判权首次出现于1843年10月英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中。该章程第13款规定：“凡英人控诉华人时，应先赴领事处陈述。领事于调查所诉事实后，当尽力调解使不成讼。如华人控诉英人时，领事均应一体设法解劝，若不幸其争端为领事不能劝解者，领事应移请华官共同审讯明白，秉公定断，免滋诉端。至英人如何科罪，由英人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以中国法论之。”[1]紧随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瑞典、
挪威、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秘鲁、巴西、墨西哥等15个国家也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

按照英、美、法以及瑞典、挪威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一、华洋混合之民事案件，由中外官员各自调处；如调处不成，则由中外官员会同讯断。二、华洋混合之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各本国领事按其本国法律审断。三、纯粹外人案件，或外人混合案件，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3]

由于在领事裁判权之下，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侵害，因此，自领事裁判权产生之日起，就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06年由沈家本（1840～1913）主持的清末的法律改革运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对领事裁判权制度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此前后，迫于人民的压力，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种种努力。

1902年《中英马凯条约》第12款提出了一俟中国法制完备，英国即撤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的主张。1903年的《中美商约》、《中日商约》、1904年的《中葡条约》、1908年的《中国瑞典条约》，也都有此规定。而1909年《中墨条约》到期后，并未续订，故事实上墨西哥已从1909年起放弃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1917年，中国又废除了德国、奥匈帝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随后，在20年代，又相继有俄国、葡萄牙、丹麦等一批国家撤消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4]因此，虽然在形式上，各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943年撤消的，[5]
但在实际生活中，领事裁判权在清末民初已开始动摇。而为此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就是《华洋诉讼判决录》。

从《华洋诉讼判决录》提供的材料来看，该书收录的案件，起自民国3年（1914年），终止民国8年（1919年）。从时间上看，刚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废除领事裁判权交涉斗争的时期。但从里面的案件来看，当时的领事裁判权与19世纪下半叶的已有诸多不同。

在19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一些案件，如《通商条约章程成案汇编》登载的“华商欠洋债以入官屋契作抵，查参疏忽地方官”（同治11年，即1872年）、[6]“英人枪毙华民拟绞决”（同治8年，即1869年[7]）等案件来看，外国领事均直接参与审理。而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凡是洋人告华人的案件（也有一些是华人告洋人以及洋人告洋人[8]），领事都已不参与直接的审理，
而是由当事人请求领事署谘请设在各省的交涉公署函请中国政府地方审判厅讯追审理，或者干脆由当事人直接向地方审判厅起诉。在《华洋诉讼判决录》中，由领事参与或指导诉讼的案件一个也没有，都是由中国法院的法官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作出判决的。这说明，领事裁判权虽然在文献记录中迟至40年代才被废除，然而事实上在清末民初已经受到抵制。至少因涉及案件的种类以及性质的不同，其贯彻的程度已大为减轻、适用的范围已大为缩小。
Ⅱ
《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我们了解清末民初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

根据史籍的记载，清代的司法制度，是由三司，即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管理诉讼。到清末，这种体制得以改变。1906年，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部，为司法行政机关；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并在地方设立了审判衙门，专司审判事务。[9]

1907年和1910年，清政府分别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两个法律。根据这两个法律的规定，凡审判案件，分刑事和民事两项。前者指因诉讼而审定有否犯罪的案件；后者则是通过诉讼来审定其理之曲直的案件。同时，这两个法律又规定，在审级制度上实行四级三审制，即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初级审判厅起诉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地方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上告。高等审判厅判决，即为终审。凡民事、刑事案件，向地方审判厅起诉者，经该厅判决后，如有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控诉。判决后，如再不服，准赴大理院上告。大理院判决，即为终审。但高等审判厅有权审判“不属大理院之宗室觉罗第一审案件，”大理院有依法审理特别权限之案件。此外，该两个法律还规定，在审判制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的辩护制度、陪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原则以及第二、第三审判决的合议制度，并建立了由大理院执行的“复判”制度等。[10]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曾发布命令，明确宣布保留和沿用清末的现行法律（此点后面将作进一步论述）。那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这种命令是否得到了贯彻？即清末民初中国的司法制度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华洋诉讼判决录》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从该判决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法院的运作实际，与上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北洋政府在清末《法院编制法》的基础上，于1913年9
月公布《修正各级审判厅试行章程》，1914年4
月公布《地方审判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1914年4月5日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等，[11]而这些法律规定的诉讼制度和程序也完全得以贯彻。如由于华洋诉讼的特殊性，故这些案件的第一审法院，都是地方（如天津县、万全县等）审判厅。当事人如不服其判决，就上诉至第二审法院即直隶高等审判厅。当事人如再不服，就可以上告大理院。大理院或亲自作出判决，或驳回上告让直隶高等审判厅重新审理。大理院的判决是终审。

除审判机关外，还于各该级审判厅官署内设置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由检察长、检察官组成，独立执行检察职权。在每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中，
都由检察官莅庭执行检察官职务。[12]

当然，从《华洋诉讼判决录》中，我们还得知，直隶高等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在程度上，除适用上述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各种诉讼法律、法规之外，还适用民国3年至8年这一段时间内大理院、司法部发布的一些司法解释、命令和判例。[13]
Ⅲ
《华洋诉讼判决录》对了解清末民初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该判决录来看，当时在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刑事纠纷时，适用的原则是很丰富的。当时适用的法律渊源大体有如下几种：
法律
在清末的立法改革中，沈家本等曾制定了《公司律》（1903年12月）、《破产律》（1906年4月）、《清现行刑律》（1910年5月）、《清新刑律》（1910年12月），以及前述《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等。

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仍继续援用清末的法律。4月3日，参议院经二读会决定（省去三读会）同意援用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刑事民事诉讼律、商律、违警律和新刑律。“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4]关于清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国籍条例，亦准暂时适用。
中华民国的实际权力，不久就落入1912年4
月组成的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政府手中。该政府在继续援用清末法律的同时，一方面，对一部分法律（如《清新刑律》等）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又颁布了一批特别法，如《戒严法》（1912年）、《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官吏违令惩罚令》（1914年）、《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1914年）、《私盐治罪法》（1914年）等。但在民商法领域，由于立法的速度十分缓慢，[15]故北洋政府不得不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团体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关于民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律之故，即误会其已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