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业银行发行公司债券补充资本的指导意见

上一篇: 关于铁路房建生活单位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下一篇: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 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实践表明，该规定执行效果差强人意，逐渐累积成民事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难点。 本文以有关调研成果和案例为基础，就该制度的有关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迟延履行债务的确定

迟延履行债务是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基础，但法律没有对迟延履行债务本身的内涵、外延予以界定，实践中各地掌握的标准不一。 有的仅认定为应给付的本金，有的加上利息，有的认定为本金与诉讼费、鉴定费之和，有的认定为本金、利息以及诉讼费、鉴定费之和。

迟延履行债务包括本金是题中之义，对此无争议。有人认为，将应给付利息计入迟延履行债务是错误的，违反了 《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 250 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的规定。 有人认为诉讼费、鉴定费在我国带有税收的性质，或者认为这笔费用一般虽然在立案时由原告方 （债权人） 先预交，但直接交给了法院，债务人（最终的被执行人）并未因此受益，因此，不应计入迟延履行债务。[2]

责令被执行人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是保障性执行措施[3]的一种，是民事执行机关对迟延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督促其履行义务，并追究其迟延履行责任的公法上的制裁行为。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期间，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此时，诉讼费、 鉴定费等费用都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由债务人给付债权人（债权人预先垫付），事实上形成了债务人对债权人新的债务，该债务与原债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都应包括在迟延履行债务之内。上述不应该将迟延履行前的利息计入迟延履行债务的观点，只将迟延履行利息视为一般的民事义务，忽视了其国家惩罚性的特征。认为诉讼费、鉴定费不应该计入迟延履行债务的观点，是从被执行人是否收益的角度来理解的，也忽视了迟延履行利息惩罚性的特点。

实践中还有一个难点：生效法律文书结论中直接写明“违约金计算至履行时止”的案件，违约金是否能够计入迟延履行债权？有观点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对逾期履行合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先设定，包含了对所有损失的判断，如果因违约而迟延履行，且这一状况持续到执行程序中，此时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优于法定迟延履行的后果，应该只执行判决确认的违约金。另一种观点认为，约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对预期履行的违约责任约定，执行迟延履行利息是法律赋予申请执行人因被执行人迟延履行而享有的法定权利，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同时适用。

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法理和现实依据，从立法原意探究并立足于解决 “执行难” 严峻处境下的现实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同意第二种观点。 《若干意见》第 295条关于迟延履行金的表述中言明：“被执行人未按判决、 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结合第 294 条的规定，司法解释的本意是金钱债权如果迟延履行，则判断为债权人肯定有损失，损失额就是应给付金钱的利息，而损害赔偿的补偿条件和标准就是支付双倍的罚息，且该罚息“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当事人对迟延履行的损失约定了违约金等进行弥补的，也不能排除法律赋予申请执行人收取迟延履行利息的权利。 笔者认为，良善的人不会轻易违法，违法的人必然内心对法律心存不敬，法律制度层面不能祈望已经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人依靠良心发现或者善意选择而服从法律。 相反，法律应该创设让恶意逃避、规避执行的人无处逃遁的气氛和一旦违规就要受到严格处罚的环境，这也是当今信用缺失、规避执行成为常态的中国社会必须确立的制度。

迟延履行期间的确定

迟延履行期间要确定起算点和终结点。 《若干意见》第 293 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各地法院对此规定的理解一度很不一致，有的从判决生效日起算，有的从送达执行通知书的时间起算，有的从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开始起算。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对我国生效法律文书指定一定的履行期间的制度背景没有正确的认识。 “对于债务的履行有确定的期限，则期限的超过，债务人是否当然地陷于履行迟延，在合同法上有无须另行催告的所谓‘期限代人催告’的原则”，和“债权人如要通过司法上的手续强制债务人履行，原则上仅有债务的履行期到来这一事实尚未为足，尚须事先通过法定的方式向债务人要求履行亦即以 ‘期限并不代人催告’的原则”。[4]“我国虽采‘期限代人催告’原则，由于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采取了债务的‘债权人往取主义’原则，就必然使得‘期限代人催告’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大打折扣”。该观点解释了确定迟延履行以限定的一段履行期间经过以后开始计算的原因，即我国民商事活动和司法实践中对迟延履行一直执行类似催告的制度，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履行准备期。因此，司法解释的类似规定是符合我国民商事活动和司法实践规律的。 目前，民事执行工作中对此争议不大，一般认为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时间从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算。 如果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限是当事人约定的将来的某个时点，则该时点经过的次日即为计算迟延履行的起始点。 如果法律文书没有指定履行期限的，则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次日起开始计算。

难点在于如何确定迟延履行期间的终点。 终点应该以执行到位日为准，但实践中对执行到位日也存在不同理解。在被执行人直接以金钱偿付执行的情况下，终点就是申请执行人拿到被执行人交付的钱款之日。但大多数案件，从控制被执行人财产到最终变现并交付给申请执行人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对此期间应否算入迟延履行期间存在争议，因此形成了法院控制日说和当事人兑现日说两种观点。 前者以执行法院实际控制被执行财产的日期为截止日，后者以申请执行人最终领取执行款物的日期为截止日。

笔者支持当事人兑现日的观点。 在以金钱偿付的案件中，被执行人交付金钱的当天就是结算迟延履行利息的终结日，无论交付的对象是债务人还是人民法院。如果被执行人执意要交到法院，法院要及时通知申请人领受。 申请执行人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当天领受的，不能由被执行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这一点与民法上提存制度原理异曲同工。如果只能以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偿付金钱债务的，应以标的物变现日（如拍卖款收取日） 或者抵债标的物最终交付到申请执行人手中（以物抵债）之日为终结日。因为金钱债权执行中，申请执行人本来就应该实现金钱受偿，被执行人本应以金钱偿债，如果没有金钱只能以财产变现的方式偿债，变现责任及费用应由被执行人承担，变现造成迟延履行的各种损失应由被执行人负担。

实践中还有几种情况较为复杂，值得探讨。

一是一审裁判作出后，二审程序非正常终结，如上诉人撤诉，或者因不交纳上诉费用，二审程序被视为当事人自动撤诉而终结的，迟延履行的起算点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如果能判断上诉人利用二审程序恶意拖延履行的，基于行为人不应因恶意行为而获益的原则，双倍罚息应从一审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届满的次日开始计算。 如果不能判断上诉人是否恶意，则处理上应该慎重。 有人认为判断恶意还是善意的标准就是看上诉人是否交纳上诉受理费。这个标准是否科学值得讨论，因为有可能上诉人确实交不起上诉费，对他们不加区分地一概认为是恶意的有失公允。 保护法律赋予的当事人的上诉权的价值要大于防止上诉人恶意迟延履行以赚取利息差额的价值，如果不能判断上诉人滥用诉权，则还是应该将二审裁定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作为起算点。

二是出现民事执行阻却事由，致使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或者暂时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时，迟延履行利息如何计算？ 这些情形主要有暂缓执行、中止执行。 笔者认为，无论情况如何复杂，要抓住是否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关键点，即要判断阻却事由是因哪一方的原因发生，以及该方当事人是否应对该事由承担责任。原则上如果因为申请执行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则不应支付，如果因为被执行人的原因造成迟延履行，其应当支付。 比如暂缓执行的原因如果系被执行人申请并提供担保的，因此情形以债权人的同意为暂缓执行的前提，就不应执行迟延履行利息。对执行案件中止期间，因中止执行的原因非常复杂，也应根据上述原理来具体分析。比如法院对生效判决再审的，还是应该按照再审提起的主体以及最终结果综合判断是否执行迟延履行利息。 如果是债权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不应收取。

三是执行和解或者申请人同意给予一定履行宽限期的场合是否应该执行迟延履行利息？ 当事人执行和解而停止执行是双方请求民事执行机关停止执行的结果，如果能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不存在计算迟延履行利息的问题。 如果一方反悔，按照原判决执行的，执行和解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不太公平。 但如果被执行人故意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的，应该执行整个和解执行期间的迟延履行利息。

迟延履行利率的确定

《若干意见 》第 294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实务上集中的问题，一是对银行贷款最高利率的理解存有歧义，二是同期的含义不明。

第一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人民法院。 《若干意见》是根据制定时我国计划经济的金融体系作出的。 金融改革之后，利率政策不断调整，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修订没有及时跟进，执行法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寻找最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人民银行改固定利率为浮动利率后，人民法院一般将中国人民银行浮动区间上限的最高贷款利率作为迟延履行利率，即基准利率乘以上限系数。 从 2004 年 10 月 29 日起，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使法院很难确定哪家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上限是最高的。[5]一些法院根据同期贷款的种类，以该种类同期最高利率为最高利率。 如债务因基本建设而形成的，按基本建设贷款的最高利率计算。 这种方式下，查找不同利率和计算具体利息非常复杂。 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识到选择同期贷款最高利率已经不现实，而应该以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为标准，[6]即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理解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最终解决了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对同期的理解也莫衷一是。 一是不同的法院为避免查找不同银行复杂利率的麻烦，直接按照比较方便确定的时点的银行利率计算，如有的按照执行的时刻，有的按照判决生效的时刻，有的按照判决确定的债务人应履行债务期间届满的时刻界定。 到底应以何为标准？ 笔者认为，被执行人既然应为自己迟延履行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以及诚实信用等原则，就应按照他能够预见到的后果承担责任。 在迟延履行期间，银行的利息标准是公开的，被执行人据此可推知迟延履行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如果是按执行时或判决生效时的利息标准计算，均存在计算时段与行为脱离的问题。 有人认为可以从众多标准中选择较高的利率执行，即采用从重原则选择适用。 笔者认为该观点不符合该原则且将情况人为复杂化，实无必要。

二是迟延履行期限跨越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期限档次的，应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中的“同期”不同于“期限”。 该期限具体分为 6 个月、1 年（该两种为短期）、1-3 年、3-5 年、5 年以上（该三种为中长期）5 种。 目前无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明确利息、罚息计算时期限的具体适用标准。实践中很多法院对无论迟延几年的案件都按 1 年期利率计算，有人认为按 3 年期计算为妥。[7]最高法院相关部门分别研究过，未能达成一致，一些案件最终考虑公平和维护秩序安定等因素个案处理。笔者同样基于责权利相一致、迟延履行利息的惩罚性特征等理由，认为应以实际逾期期限的同期贷款利率来计算逾期利息，而不应统一按照 1 年期或者 3 年期来计算。 具体的计算方法应参照银行同期同档利率计算。[8]同期同档又称同期同档次，在人民银行的多个文件中均有体现，在执行工作和立法过程中，应当与相关银行专业规定、表述和计算方法等衔接。

总之，同期是指迟延履行期间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基准利率适用的期间是在同一个时期。 利率档次上应选择与同期相对应的利息，即同档，就是迟延履行期间所对应期限档次的利率。确定了迟延履行债务、利率、迟延履行期间，并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后，计算执行期间迟延履行利息就比较容易了，其公式为：执行期间迟延履行利息=迟延履行债务×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利率×迟延履行期间×2。

裁判文书确定利息与迟延履行利息竞合

不少生效法律文书尤其是民商事判决对利息，或者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依据诉讼请求，或者某些法官依习惯，会写上“至实际还款（支付、清偿）日止”等内容。最典型的案例是判决调整过高利息，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4 倍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的案件。 对此类案件，容易产生以下疑问：在迟延履行期间已经计算 4 倍利息了，能否再加倍收取迟延利息？计算标准是指在判决确定的 4 倍基础上增加 1 倍按 5 倍计算，还是在 4 倍的基础上双倍或翻翻按 6 倍、8 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高额利率并明确计算到实际偿还时止，则裁判时据此判定或调整过高利率的，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规定。 在此情况下，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以判决确定的标准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也应被认可。 该加倍是指在整个利息基数上增加一倍，而不是按照银行利息计算的基数增加一倍。 这并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 6 条的规定，原因同样是因为迟延履行利息的惩罚性，不应与限制一般的民事主体之间借贷利率的情况等量齐观。 如果当事人约定了利息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但约定利率低于人民银行同期利率的，可由申请人选择按约定的低利率或者较高的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计算迟延履行利息。 当然，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类似“利息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在裁决结果中不应如此表述。

综上，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应该有新的理解：如果当事人约定了金钱债权债务的利息并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在计算迟延履行利息时应按照该约定并被确认的利息加倍计算。 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利息超过了规定的标准，生效法律文书根据规定予以调整后，按照调整后的利率计算迟延履行利息。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约定利率，迟延履行利息按照同期同档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李某等与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民初字第1500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184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当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选择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究侵权人（企业）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责任时，应明确以谁为被告、向哪个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以及可以提出哪些诉讼请求等问题。同时，还应注意在诉讼过程中对商业秘密的保密，防止在诉讼中的进一步泄密。

三、基本案情
原告罗森伯格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19日。1999年5月，被告李某与罗森伯格公司签订合同，其中约定了李某的职位为生产经理，并约定了保密条款及竞业禁止义务。1999年3月及1999年6月，被告张某、刘某分别与罗森伯格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二者的职位分别是公司的销售经理及财务副经理，其他相关合同义务与李某相同。罗森伯格公司未与被告李乙签订劳动合同。
2000年3月，鑫融智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某，股东分别是李某、李乙、张某和刘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及配件等。2000年12月至2001年9月，罗森伯格公司向北京西门子公司出售A、B两种规格产品。罗森伯格公司称A和B两种规格的产品系其专门向北京西门子公司提供的用于制造X设备的专用定制产品。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罗森伯格公司向鑫融智公司以低价销售A、B产品共计约25万个。在此期间，北京西门子公司从鑫融智公司采购上述两种产品3万个（单价远高于从罗森伯格公司的拿货价），而未从罗森伯格公司采购上述两种产品。2005年5月至8月，罗森伯格公司停止向鑫融智公司销售A、B产品，同年8月11日，北京西门子公司恢复从罗森伯格公司采购A、B产品。
后罗森伯格公司以李某等四人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并主张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依据为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即按照该公司将A、B两种产品销售给北京西门子公司的最低单价与销售给鑫融智公司的产品单价之差，分别乘以两种产品销售给鑫融智公司的数量。

四、法院审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罗森伯格公司生产的A 、B产品是应北京西门子公司要求定制的使用于X设备的专用配件，上述产品的型号、数量、销售价格等信息属于不能从公开渠道获得的经营信息，该信息具有专项性及实用性，能为罗森伯格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经采取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措施进行保密，故罗森伯格公司关于A、B产品的产品数量、价格、利润等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受法律保护。
根据现有证据，罗森伯格公司能够证明张某等四人以及鑫融智公司掌握并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一致性，且张某等具有获取商业秘密的便利条件，而鑫融智公司不能提供其所使用的信息具有其他合法来源的证据。因此，张某、李某、刘某、李乙以及鑫融智公司的行为侵犯了罗森伯格公司享有的商业秘密，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综上，北京市一中院判决李某、李乙、张某、刘某及鑫融智公司连带赔偿罗森伯格公司经济损失320余万元（损失赔偿数额为A、B两种产品的价格差额分别乘以罗森伯格公司将上述两种产品销售给鑫融智公司的数量）。
李某、李乙、张某、刘某不服原审判决，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其理由是：罗森伯格公司至迟在2002年5月或8月停止向鑫融智公司销售涉案产品时，就应知道鑫融智公司从罗森伯格公司购进并转售给北京西门子公司的事实。罗森伯格公司的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罗森伯格公司所称的经营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以及原审判决确认的经济损失计算方法严重错误等。罗森伯格公司则表示服从原审判决。
北京市高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
一、四上诉人关于罗森伯格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
张某等上诉人主张自罗森伯格公司向鑫融智公司销售专用定制产品或罗森伯格公司停止向鑫融智公司销售时即应知其权利可能被侵犯，但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及相关事实，并不能得出罗森伯格公司在向鑫融智公司销售涉案产品以及停止向鑫融智公司销售时已经知道其商业秘密被侵犯的结论，故法院对四上诉人关于罗森伯格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罗森伯格公司所主张的经营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
《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有三，即秘密性、价值性（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在于涉案经营信息是否为公众所知悉以及经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
罗森伯格公司主张其涉案产品的特定规格和价格为其商业秘密，由于产品的规格通过产品本身即可体现，而北京西门子是其客户的信息亦可在其公司网站上查到，故该两项信息均不具有秘密性；但在涉案产品的价格问题上，由于四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价格是为公众所知悉的，故法院认定罗森伯格向北京西门子公司销售的涉案产品价格具有秘密性。
关于罗森伯格公司是否对涉案经营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的问题。由于罗森伯格公司仅单方面提供其员工手册、保密制度及岗位职责，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知悉的情况下，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而就罗森伯格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而言，罗森伯格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李乙签订了劳动合同，其与张某等三人虽签有劳动合同，其中也有关于“雇员必须遵守公司有关保密资料的规定并且同意前述公司制定的有关保密事宜的合同”等内容的规定，但由于罗森伯格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制定了有关保密制度的规定，故该劳动合同并不涉及罗森伯格公司涉案经营信息包括前述价格信息。因此，罗森伯格公司对涉案经营信息并未采取不为外界所知的实际保密措施。
综上，罗森伯格公司据以指控他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涉案经营信息并不构成商业秘密。原审判决认定罗森伯格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最终，北京市高院作出了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罗森伯格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受理费由罗森伯格公司负担的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四被告在二审上诉时曾提出罗森伯格公司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但法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及相关事实，并不能得出罗森伯格公司在向鑫融智公司销售涉案产品以及停止向鑫融智公司销售时已经知道其商业秘密被侵犯的结论，并最终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本案中，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商业秘密权利人提起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诉讼时效、法院管辖等。
商业秘密权利人欲对侵权方提起民事诉讼，首先应先确定明确的被告。考察清楚根据现有证据是以权利人企业的跳槽职工或侵权人（企业）单独列为被告，还是将跳槽职工及其所在的单位一起列为共同被告对诉讼的获胜更为有利。一般情况下，权利人以跳槽职工与其所在单位列为共同被告的情况居多，这样易于获得赔偿并能较为彻底的解决侵权问题。
其次，权利人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选择在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地（包括行为地和行为结果地）进行诉讼更为有利。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的规定，不正当竞争民事第一审案件，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侵犯商业秘密民事纠纷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或经批准的基层法院）管辖。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纠纷的管辖问题，在之后的案例里还将会有具体的分析。
另外，侵权人是权利人企业的职工时，在商业秘密纠纷中有时会涉及到与该职工的劳动纠纷，此时就可能会面临是先劳动仲裁还是直接去法院起诉的问题。通常的做法应是：单纯的商业秘密纠纷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商业秘密纠纷的同时还涉及到其他的劳动纠纷，这时则应先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
再次，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诉讼时效问题。由于法律未对商业秘密的诉讼时效作具体规定，故该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应依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的规定，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2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仍在继续，则法院应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为自权利人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2年计算。对于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法律不予保护。
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权利人可以在诉前向法院申请或由仲裁委员会提起法院裁定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也可申请法院对侵权产品进行证据保全和诉前（或诉中）保全，保护好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最后，关于诉讼请求。权利人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停止侵害（适用于起诉时侵权行为仍在持续的案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适用于侵权并致权利人信誉受损的案件）、赔偿损失（适用于侵权并造成损害的案件）以及返还财产（适用于侵权人占有了权利人附有商业秘密信息的物质载体的案件，如设计图纸等）
权利人决定对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应认识到在诉讼程序的进行中很可能会造成商业秘密的进一步扩散。因而在诉讼中也要做好保密工作。同时，在有条件时（包括权利人收集好了充足的证据、充分了解侵权人（企业）的资产、信誉等情况），权利人还可考虑采取与侵权方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以防止商业秘密的进一步泄露。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