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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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系统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计划单列市卫生局：
　　近期，国内外连续发生多起恶性安全事故，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同时，也给我们的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为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管理，做好防治非典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系统安全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
　　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全问题格外重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对党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精神，把医疗安全、卫生防疫、执法监督、防火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高度警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
　　二、建立健全防范安全事故的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
　　要建立健全日常防范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安全工作督查督导制度，具体指导、督促落实。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逐项研究涉及医疗安全的各项工作，建立严格的安全防范、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预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三、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各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负总责，逐级明确责任，层层落实责任制。对由于责任制不落实而造成重大案件、医疗事故、治安和火灾事故等，导致群众伤亡的单位，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四、加强医疗保障和医疗救治工作
　　卫生行政部门要针对节日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预案的培训和演练，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确保医疗机构和各级应急卫生救治队伍能够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工作；要合理安排值班工作，确保联系渠道畅通，及时处理紧急情况。
　　医疗机构要加强临床一线人员的值班力量，保证医疗设施和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要做好药品、防护用品、消毒用品等相关物品的储备，确保满足群众日常医疗需求和应急医疗救治需要；要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法定传染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工作。指定设立发热门诊的医院，要在节日期间安排人员在发热门诊值班，一旦发现可疑非典病例，要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并报告。急救中心（站）和医疗机构急诊科要24小时保持工作状态，在保证日常医疗急救工作的同时，确保能够随时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工作。
　　五、做好传染病的监测、预防和控制工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卫生部第37号令）中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以甲类传染病、非典为重点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严格执行疫情监测和报告制度，建立或指定专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必要的设备，保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监测信息的网络直接报告。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不得瞒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缓报、谎报。一旦发现疫情，要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加强对非计划免疫疫苗使用的规划管理，确保科学、规范地开展疫苗接种工作，防止盲目使用和滥用。
　　六、切实加强对传染病菌毒种的管理工作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传染病菌毒种的使用审批手续，加强对传染病菌毒种的使用、保藏、携带、运输、引进和输出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加快非典人体样品和病毒毒株的收集和安全转运速度，集中进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留用。
　　七、做好放射源管理工作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的要求，认真做好放射源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在放射源许可办理过程中要严格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得发证，严把准入关。同时，要做好许可后的监管工作。督促放射工作单位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放射源的安全和作业人员健康。要加强退役放射源的管理，放射源退役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及时送交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处置或者交原供货单位回收。对闲置的放射源，也要建立档案，严格管理。对已处置或回收的放射源，卫生部门应当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通报同级环保、公安部门。
　　八、加强食品和饮水卫生监管工作
　　各地要深入开展“食品药品放心工程”，认真组织实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工作。结合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斗争，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特别是餐饮业、学校集体食堂、学生集体餐供应单位等重点人群和单位的监督检查。对无卫生许可证的非法食品生产加工单位一律予以取缔；对已发放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经常性卫生监督管理及技术指导。要严格执行《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食物中毒报告制度，做好应急救治工作的各项准备，特别是对重大食物中毒事故，要全力组织救治。要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加强对供水单位的监督检查。
　　九、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院校的防火安全工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依靠当地政府组织力量，在元旦之前对辖区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和所属医学院校的安全情况，开展一次全面、深入、彻底的检查，重点检查各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消防安全检查的重点包括：门诊、病房等重点地区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情况和确保紧急疏散通道畅通情况；高压氧舱、锅炉及其他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配电室、电梯、水、电、气等设备、设施安全保养情况；毒麻药品管理、放射源管理、消毒隔离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监管情况及其他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保管、应用情况。
　　医学院校要重点检查校园，特别是学生宿舍防火系统安全情况，从思想上重视对学生的安全管理和教育，加强校园防火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重视安全防火工作，排除各种不安全隐患。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合实际的防范措施。对检查出的隐患，要加强督促，限期整改，逐一落实。
　　按属地管理原则，请有关省、区、市卫生行政部门一并加强对卫生部部属、部管医疗机构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二00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毛德龙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唯一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1]是理智的化身，[2]是人类的导师。[3]他一生著述甚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法律思想，尽管有一些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却也是后世研究古代法律文明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笔者通观其相关著述，从以下七个方面对亚翁的法律思想逐一进行简要探讨。
第一，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第二，亚翁的法治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亚翁对后世的又一大贡献，就是其法治思想，这也是人们特别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所特别看重的。亚翁与其老师柏拉图不同，他并没有徘徊在法治与人治之间，而是旗帜鲜明的主张法治，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6]“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7]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8]对于法治之内涵，亚翁更是进行了近乎完备的阐发，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的法治理论依然无法超越他的思想。他认为法治起码要具备以下要素：1、法律是无情的，应当由无情的法律来代替有私欲的人；2、法治是轮番为治，执掌法律的人必须轮流；3、法律应当是良法，也即符合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之法,另外一些压制性的法律——不管它是人民、暴君或是富人提出的——也都是“卑鄙和非正义的”，以正当方式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律本身）应当具有终极性的最高权威；[9]4、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从。由亚翁的这些论述反观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至今仍徘徊在人治与法治之间，作为华夏子孙不能不感到汗颜。
第三，亚翁的人权法思想后世虽研究不多，但也可窥见一斑。笔者限于篇幅，仅举一例来说明亚翁的人权观。据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亚翁去世之前曾立遗嘱要求解放所有家奴，有人称之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放奴隶的宣言”。[10]当然，亚翁此举可能大多只是出于同情之心，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积淤于亚翁内心之中对奴隶人权地位的关注。他虽无力去解放整个奴隶社会，他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放了他身边的家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胸襟、其深情、其胆识可以说殊值后人称道。尽管是否是第一个人权宣言已不可考，但亚翁对人本身权利的关怀却显露无遗。尤其他对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自由权的态度，一目了然。
第四，亚翁对法律分类的认识。亚翁对法律分类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法和人定法的区分。他认为自然法体现人类理性，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是社会的普遍原理，是公道和正义。实在法则是具体的规章制度，又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自然法高于实在法，实在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实在法的具体化。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深刻的揭示了法的本质属性之一—公平正义。亚翁还对法律做了成文法与习惯法、基本法与非基本法的分类，这与后世的分类法基本相同，为后世的法律分类奠定了基石。[11]
第五，亚翁对人类伦理与法的关系的认识。我们现在很少把伦理与法律联系起来，即使有所论述，也都是从道德与手。而亚翁却认为政治中的伦理学即政治学，[12]而法学说到底也是追求治理国家之学，因而，伦理学与法学追求目标实为一致。他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追求“善”而组成国家，国家为维护善而制定法律，而法律正是“善”的化身，是“善”的卫士。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亚翁实际上把人的行为、国家的行为、法律的追求都归之于“伦理”这个中心理念。这种研究角度现在看来都相当新颖。
第六，亚翁的婚姻法律观。亚翁的婚姻法律观国内极少论述，资料亦不多。笔者从他遗嘱中把女儿嫁给姐姐的儿子这件事上来分析，[13]得出几点看法：1、亚翁当时虽注重人权，但对婚姻自由却并不主张，儿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思想在亚翁那里根深蒂固。2、当时生物学还不甚发达，近亲不能结婚的理念在亚翁那里还没有，这种法律理念更远未形成。当然，我们这里并非苛求亚翁在任何方面都是至圣先哲，我国有的落后地区至今仍有表兄妹通婚习俗不是更加落后吗？
第七、亚翁的诉讼法律思想。亚翁的诉讼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法院的划分上，他列举了八种法院：监察法院、宪法法院、专门审理杀人案件的法院、涉外法院、简易法院、行政法院、解决重大私人交易纠纷的法院、审理侵犯公共利益的法院。他这种法院的划分方法虽然不尽科学，但有一些是相当先进的，如宪法法院，这正是中国目前着力研究并力图诉诸实践的一种。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博大精深，本文实难窥其万一，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师长赐教。还有一个笔者十分感兴趣也是我们国内学者多次提到而未能展开论述的问题，即我们经常将亚翁及伯拉图与中国的先哲孔孟、印度的先哲释迦牟尼相比较，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及政治文化背景有相当接近之处，但却产生了如此不一样的理论学说，以至于现在的西方文明与目前之东方文明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西方借助亚翁之法治民主思想开政治文明之先河，而我们东方却经常难以从孔孟那里寻找民主法治的踪影。朱学勤氏曾将中华文明之落后归诸思想源头的先天不足，缺乏原罪之概念；[14]南怀瑾氏亦认为释迦“追寻远古哲人之遗教，以求宇宙人生的真谛”，而中华文明却始终不太关心彼岸的问题；[15]国学大师章太炎氏之高弟曹聚仁氏亦主张抛弃中国所谓的“国粹主义”；[16]中华文明真的从源头上就先天不足吗？我也非常期望各位师长能够指点迷津，以释我辈之疑惑！

注 释：
[1]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2]《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3]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80页。
[4]Aristotle,The Politics,p59.
[5]Aristotle,Ethcs,p189.
[6]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and Political Law，Transi. T.Nugent,7th .ed.第87页。
[7]同[1]，第33页。
[8]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3页。[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2页。
[9]曾仰如著：《亚里士多德》，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462页。
[10]李圣顿著：《西方圣哲小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11]陈金全著：《西方法律思想史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第64页。
[12]同[1]，第44页。
[13]同[11]，第52页。
[14]朱学勤著：《风声、雨生、读书声》，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5]南怀瑾著：《禅宗与道教》，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6]曹聚仁著：《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