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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印发《2001年～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的通知
环发[2001]85号
2001-05-3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环境保护局、教育厅（教育委员会）: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加大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现将《2001年～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印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工作纲要》的精神，确定本地区“十五”期间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内容和目标，认真予以落实。

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2001年～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

一、前言

1.世纪之交的全国环境形势是：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开始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环境污染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工业污染比重趋于下降，生活和农业污染比重正在上升。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具体表现在：一是污染物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处在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环境污染还在发展；二是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2005年环境保护的目标是：力争环境污染的状况有所减轻，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开始减缓，重点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管理体系。

3.自1996年颁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来，各级环境保护、宣传、教育部门认真贯彻实施《纲要》，开创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中小学开展的环境教育活动丰富多彩，教师的环境意识和推动环境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中，环境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较大发展；环境宣传工作的社会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公众参与机制正在逐步形成；环境宣传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益增多，环境宣传教育的能力建设有了较大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逐步增强。

4.同时，全国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发展还不平衡，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城市之间仍有不小差距。全民的环境意识还不高，可持续发展战略尚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环境宣传教育的公众参与机制还不健全。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形式不够丰富，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要求以及《纲要》的目标相比还有较大距离。

5.面对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以及环保事业发展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环境宣传教育力度尤为重要。编制《2001年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就是为了落实和实现《纲要》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和要求，改革和加强新形势下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推动全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二、指导思想和目标

6.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十五”工作纲要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着眼于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着眼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围绕全国环境保护中心工作，突出重点，面向公众，贴近生活，出效益，出成果，出精品，以扎扎实实的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推动《纲要》目标的实现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7.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十五”目标是：到2005年，广大青少年基本普及环境保护知识，各级决策层对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能力有一定提高。企业职工、农民的环境意识有明显增强，环保系统干部职工岗位培训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环境文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和环境宣传教育社会化机制初步建立；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自觉保护环境的社会风尚开始形成。

三、行动与措施

围绕环保中心工作，加强新闻宣传，营造有利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舆论氛围

8.重视面向各决策层的环境宣传。继续通过内参(新华社及其他重要媒体内参、录像、环保总局及有关部委的内部简报、调研报告等)、环境状况公报(简报)等，定期向各级决策层通报全国及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及变化趋势，定期邀请各级决策层参加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座谈会、研讨会，以及面向公众的环境宣传活动，及时向各级决策层传递各类环境信息，包括寄送各类环境报刊及国内外环境参考资料等。

9.各级宣传部门应把环境保护宣传作为重点工作，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环保知识和环保重点工作。对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破坏环境，危害国计民生的现象和行为，要抓住典型，开展批评，加强舆论监督。大力开展环境警示教育，要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告诉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增强环境忧患意识和环保工作的紧迫感。

10.配合全国环保重点工作开展新闻宣传活动。继续做好“三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两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海域)，污染防治工作的宣传报道工作要积极开展。长江三峡库区及其上游、黄河小浪底库区及其上游、南水北调的污染防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保护、以及环保执法检查等重点工作、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适时组织“中华环保长江行”、“中华环保黄河行”、“中华环保西部行”等大型新闻宣传活动。

11.强化新闻宣传管理机制，建立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省市级环保部门要制定对外宣传管理规定，保证对外宣传及时、有效。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充分利用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等形式，及时宣传重大的环境保护活动和重要法律法规出台的意义。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宣传报道的制度。

12.精心策划和组织“6·5”世界环境日等重要环境纪念日的活动。开展有创意、有影响、有效应的“环境宣传月”、“环境宣传周”、“环境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广泛发动、深入动员，激励公众踊跃参与。

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体系

13.逐步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环保部门积极配合，各级教育部门和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的学校环境教育体制。

14.环境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采取多种方式，把环境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努力提高环境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15.继续开展中小学“绿色学校”创建活动。要在巩固成果的基础上，使“绿色学校”创建活动向师范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拓展。制定并逐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学校指标体系和评估管理办法。

16.重视中小学课外环境教育活动的开展。通过夏令营、冬令营、知识竞赛和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受到丰富多彩的环境教育。引导学生参与植绿护绿、垃圾分类、废电池回收、爱鸟护鸟等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环境的行动。在小学生中间逐步开展“争当环境小卫士”活动。积极鼓励中小学生撰写环境论文、调查报告，以及进行环保方面的小发明、小设计。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良好的环境道德意识。

17.各级各类高等院校都要重视环境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帮助学生了解或掌握环保知识。非环境专业要开设环保课程或讲座。加强现有环境专业的建设，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强环境方面的科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上水平。各级各类师范院校要逐步把环保课列为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

18.在全国高等院校逐步开展创建“绿色大学”活动。“绿色大学”的主要标志是：学校能够向全校师生提供足够的环境教育教学资料、信息、教学设备和场所；环境教育成为学校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学生切实掌握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师生环境意识较高；积极开展和参与面向社会的环境监督和宣传教育活动。环境文化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环境清洁优美。

19.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环境教育和培训力度。县以上各级党校、行政院校和各类管理干部院校，各省、市环保培训基地要把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能力的内容纳入培训计划，并逐步开设环保课程。

20.大力开展岗位培训。举办各类切合实际的讲座和学习班，对企业干部职工进行环境法、可持续发展战略、清洁生产、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以及环境伦理等方面内容的培训教育，使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增加效益成为员工的自觉行动。

21.各级宣传部门、教育部门要重视对本系统内在职干部的环境知识和环境政策法规的培训教育。要通过举办讲座，学习班和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分期分批进行轮训，逐步增强各级宣传、教育干部的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宣传教育的自觉性。

22.各地环保部门要把在职干部培训纳入计划，加强领导。保证在职干部培训的经费，建立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在职干部培训的运行机制，逐步实现在职干部培训的规范化、制度化。

23.重视对广大农民的环境教育，开展“环境宣传教育下乡”活动。各地要利用广播、电视、挂图、图书、幻灯以及文艺表演等多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传播环保知识，传递绿色致富信息，把环境教育同提高农民素质、科技兴农和农村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动员广大农民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

24.在环保部门、教育部门和有关出版部门组织和支持下，编辑出版各种分别适用于行政院校、各类管理干部学院、大中专院校的非环境专业教材，以及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科普材料。编好大中专环境重点项目教材。

25.各级环保部门应重视加强环境教育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基地建设的水平和质量，调整完善和规范国家级环境教育基地标准，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国家级环境教育基地。

推进环境宣传教育的社会化，探索和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26.继续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与宣传、教育、法制、新闻、出版、科技、文化、艺术等部门以及社区物业管理、社会团体等紧密合作，综合运行宣传、教育、法律、行政和舆论等手段，形成全社会对环保的关心和参与，鼓励支持社会各界以及非政府组织从事有益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宣传教育活动。

27.各级环保、宣传、教育文化部门要积极引导、推动环境文化的健康发展，鼓励和支持以环保为题材的群众性艺术创作活动，倡导对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一批反映环境保护成就，讴歌环境战线先进人物，表达人们要求改善环境质量、追求洁净环境愿望的优秀剧目(戏剧、曲艺、舞蹈等)、优秀图书(小说、论著、译著、理论文章等)、优秀影视片(电影、电视剧、专题片等)和优秀音乐作品(歌曲、乐曲等)。

28.建立并逐步完善动员、引导、支持、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机制。形成以群众举报投诉、信访制度、听证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新闻舆论监督制度、公民监督参与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公众参与制度。公布环境状况和环保工作的信息扩大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为公众关注环保，参与重大项目决策的环境监督和咨询提供必要的条件。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保公益活动，为保护环境做好事、做实事；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29.努力将保护环境、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的意识和行动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之中。倡导符合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和环境价值观念。在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逐步开展创建“绿色社区”活动，培养公众良好的环境伦理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尚形成。各级宣传部门要把“绿色社区”的创建活动逐步纳入文明社区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中。绿色社区的主要标志是：有健全的环境管理和监督体系；有完备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有的节水、节能和生活污水资源化举措；有一定的环境文化氛围；社区环境要安宁，清洁优美。

进一步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的国际交流、能力建设和基础研究

30.推动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地区的环境保护组织、环境教育科研单位和友好人士的联系。建立交流渠道。不定期地开展环境保护人员培训、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等活动。建立环境宣传教育网站，通过国际互联网对外交流。做好“全球500佳”评选推荐工作。组织编辑、摄制、出版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环境保护对外宣传出版物。适时发布中国环境宣传教育国家报告。

31.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的能力建设。环境宣传教育的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要同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水平相适应。应把培训基地的建设、环境宣传教育网站和视听资料库的建立、宣传教育培训手段的现代化，以及宣教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作为环境宣传教育能力建设的重点，积极推进，分步实施。环境宣传教育经费应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建设和环保事业的发展逐年有所增加。逐步建立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评估体系和表彰奖励机制。

32.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的科学研究。通过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组织国内外的专家学习考察，以及加强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的科学研究，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前瞻性、战略性的理论成果和工作思路，提高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水平和效果。

对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学思考

韩宏伟

摘 要：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凸现出的严重问题， 其内在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社会因素，是社会对其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当弱势群体遭遇权利贫困危机且又无法解决时，基于寻求某种平等权的潜在特质，惟有用强势对抗——违法犯罪来彰显其弱势的社会人格的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一种公平、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以期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扶助，来最大可能地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
关键词：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 犯罪； 生存权； 人权保障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伴之而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日益凸现并愈发严重。如何有效遏止弱势群体犯罪并加强对其的法律保障，进而使社会整体利益能够平衡、和谐、可持续地发展，业已成为目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弱势群体涵义之界定
“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于2002年3月朱?基总理为人代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关于对弱势群体的界定，学术界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 第二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2] 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3] 笔者认为，弱势群体是指基于自然、生理与社会原因而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处遇的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中“弱势”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物质相对贫困；二是竞争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权利维护受阻。
目前，学术界把“弱势群体”通常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往往是由于自然、生理原因所致，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后者则是社会因素所致，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维权失败者。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只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产生。随着社会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弱势个体的差异，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会转化为中性群体或强势群体。同时，强势群体由于社会性原因亦可以转化为弱势群体，如维权受阻而导致家破人亡者。弱势和强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是弱势者要上升为强势者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个体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依赖于社会因素的配合。

二、 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
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除个体因素外，主要是社会性因素所致。因为作为弱势者，是不敢、不愿违法犯罪的，除非被逼上绝路。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莱马特所说“是社会的反应导致了犯罪而不是犯罪导致了社会反应”。[4] 因此，探究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保护弱势群体的价值趋向。同时，也能审视出社会公平、正义的真实内涵以及法治的理念所在。
（一）用强势对抗维系弱势自尊
弱势者总是追求安稳、平静的生活，无祸即是福。而打破这安稳的，往往是天灾人祸，天灾可以承受，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意，无法阻挡、无法克服。而人祸则是人为因素，是可以抗制的。强势群体有欺压弱势群体的本性。历史充分表明，社会的动荡不安往往是强势群体欺压弱势群体而造成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所致，是弱势群体权利贫困极端化的强势反弹。为什么阶级社会斗争不断，就是因为强势阶级过分压迫弱势阶级。马克思指出，为什么国家终究会被消灭，就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专政机器，国家总是代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强势专政。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毛泽东语）。农民起义的不断迭起，无可争议地证明弱势群体在遭遇生存危机的关键时刻，如若不能得到强势群体的妥协或良心关怀，则惟有用自身潜在的强势——暴力对抗来维系其弱势的生命的存在。基于历史的惨痛教训，国家才要运用强制力的权力手段制定法律来抑制强势群体力量的肆意扩张并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合理延展。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一个矛盾的缓和地域，因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对法益的破坏会危机其政权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国目前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集中表现为社会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障的漠视和缺失。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当其权利被侵害尚不至于危及生存权时，其最可能的行为就是忍让、躲避。这恰恰迎合了强势群体的虚伪心理，他们以此考验弱势群体的权利缺失容忍度来换取他们的带有成就感的安逸。其实，这往往是弱势群体恶性犯罪的根源。弱势群体违法犯罪，说明其心理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惟有用最强势的“暴力”才能舒缓他们长期压抑的心理并平衡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对生存权的关注远远大于任何因素，当其遭遇强势群体的过分欺压时，他们潜在的、原始的动物本能就是具有绝对抗衡性的强势。
追溯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根源，不难看出，是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以及对法治精神的扭曲。法治社会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的社会，其通过对公权力的确认、分配和制约来实现对公民人权和自由的有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法治的精神是追求一种公平、正义的秩序，法治的价值是崇尚一种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状态。在我国的人权保障机制中，立法是通过民主集中的决议来确认和分配权利；司法是通过裁判来公平实现权利的分配；行政是通过司法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权利。而在这三个环节之中，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行政权的滥用，司法机关的徇私枉法，都会损害立法机关分配给弱势群体的权利，从而导致法治权威性的降低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被剥夺。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权利缺损归因于强势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或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如果某类弱势群体的人权长期得不到保障，又无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自然就会滋生社会不满情绪，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况下就极易出现群体犯罪的现象。[5] 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法律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必将使法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荡然无存。因此，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理应担负起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重任。弱势群体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应该得到法律的特殊关注和人权保障。法律以其强势的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自由、安全、人格尊严及其正当权利的行使，从本质上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状态，以此来体现法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这是法治驾驭社会可持续发展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另外，《世界人权宣言》也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当然，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在社会财富、地位、身份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在价值、尊严与权利上都是平等的。我们肯定人权的存在，就应该表现出对一切人平等的尊重和保护，而不管他处于什么位阶。“所有的人，不分贫富，不分自由人和奴隶，在人身和灵魂上都有同样的分量。”[6] 基于弱势群体的特殊性，法治社会更应该保障其与强势群体平等的生存权。尽管国家制定了若干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确立弱势群体保护的优位性。但在具体的法律运行中，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甚至被置若罔闻。当危及到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时，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不难想象。
法治社会下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虚置具体表现为某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关于弱势群体保护的消极性、对立性甚或视而不见。消极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敷衍以及对强势群体欺压行为的纵容，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维护的形式性，即弱势群体虽胜诉，但实质上却败诉，因为程序上获得的公平、公正不能换取实体上的正义内容的真实再现，使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得不到胜诉效益的真正落实，胜诉只是一纸空文。对立性表现为：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持有的“官本位”思想，即官领导民而不是服务民，其试图用一种强势的权力压制甚或打击弱势群体的合法、正当的权利的行使，以“平稳、安全”的秩序来换取上级机关对他们功绩的肯定和褒扬以及自身职务的升迁；另外，行政机关作为特别的强势主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性，这就决定了妥协性的不可避免。同时，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采取一种不予受理的态度，其原因在于对强势群体的相对惧怕或者是其自身的徇私枉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是弱势群体天生的脆弱性。视而不见表现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弱势群体权利缺损的漠视及其对强势群体肆意行为的不闻不问，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社会的特殊现状以及行政体制与司法体制的不健全（如行政权的介入与规制、司法的成本等问题）。
综上所述，法治环境的不健全导致的弱势群体权利公力诉求的缺失与受阻，使得弱势群体惟有用最原始的私力自救。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在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加以信赖。”[7] 当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危及到生存权时，捍卫生命底线的行为只有“对抗”，而且是最有效的“暴力对抗”。惟有如此，才能使强势群体意识到他们并不是渺小、可以忽略的。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权利=法的目标是和平，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斗争。”[8]
弱势者用暴力对抗强势者的肆意欺压，来维系他们弱势的自尊，一方面亵渎了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法律的脆弱性。法律脆弱性的社会影响诠释了弱势群体犯罪原因的社会性，同时也凸现出法治视野下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紧迫性。
（二）不公平的利益竞争、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及其心理失衡因素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社会机制尚未建立甚或不健全，出现了诸多不公平现象，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造成的巨大反差影响了群体之间社会地位、权利分配等的不平等并逐渐延伸到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也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秩序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伴之而来的社会整体意识的变化，使得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发生变化。人们对利益选择机制的不同认识，使个人的行为抑制力变得十分脆弱。价值观念的混乱与扭曲使得市场经济下的个体行为偏离正常的轨迹，甚至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不再被刻意强调，竞争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在重要，人们的价值观愈来愈偏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职权主义。因此，曾经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赞同，将自然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存机理运用到人类社会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可以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们目前的社会机制是否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初始条件？如若条件不公平，那么如何进行公平的竞争？不公平的竞争结果必然是社会公平的规则遭到践踏，使社会的公正秩序得到破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耶林认为，“斗争，从权利被侵害、被剥夺时开始，一直在反复进行。”[9] 斗争的结果是强势群体越来越强，而弱势群体越来越弱。
社会的不公平竞争以及不平等的权利分配，使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强势者运用权利的不平等带来的优惠政策以及强势者的天然本性聚集财富，这必然会损害到弱势者的利益。强势者利用弱势者廉价的劳动力使自己“一夜暴富”，或许这其中还有掠夺的成分。而弱势者的天然的本性决定了不可能走强势者的致富之路，或许他们只能以简单而原始的非法手段获取物质。经济利益的冲突加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弱势群体为生存权而发生的违法犯罪就很容易想象。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犯罪学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阶级结构分化严重所引起的被剥夺感、挫折感、无助感、徒劳无功感、不公平感、痛恨感以及疏离感通常会引起严重的个人冲突，从而使犯罪增加。这些感受实际上为实施犯罪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当不同阶层之间的精神和物质距离越来越远时，敌意和妒意可以产生严重的社会冲突，而犯罪便是其中最直接和最极端的方式。[10] 弱势群体由于物质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竞争力的劣势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使其到了被社会遗忘的边沿。惟有其违法犯罪的影响性行为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也是弱势群体权利自救的最后途径。
另外，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曲解了公平、正义在弱势群体心目中的真实含义，一方面使其认识到权利的维护依靠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也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合理化”依据。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善于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易的真理，直到其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 国家公权力的异化，常常会招致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人民遂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因而“合法性”危机便应运而生。[12] 当权势群体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大肆贪污贿赂而很少受到惩罚甚或逍遥自在、平安无事时，弱势群体会因特别的不平等感而心理失衡，这种感觉越强烈，其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择手段地谋求“公平”。
理想的社会公正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现实的社会公正总是蕴涵着实际的不公正。或许，“即使是一个社会在原则上是公正的，也还可能产生不公正的法律和政策。”[13] 弱势群体由于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与利益竞争的不公平导致其心理扭曲、失衡，而且这种反差越大，其爆发的强度也就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弱势群体需求的往往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然而还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马斯洛认为，越是低级的基本需要，它的力量就会越强、潜力也就越大。如果不能满足它，人们将生活在一种不平衡状态中，而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人们遇到一个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环境时，就会更加急切、更加强烈地获取。当弱势群体遇有一个适合自己欲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环境时，便会不顾一切的去攫取，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长期的失衡心理已经背离了自己认为的公平与公正，所以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也就自然的发生了。
（三）社会歧视性因素的恶性反应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则是特殊现象。因为存在的是大部分，而犯罪的却是小部分。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歧视是普遍的、广泛的、多领域的、多视角的。诸如身份歧视、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待遇歧视、性别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都是没有把弱势者当作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看待。
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拒绝，因而不能被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中去，其任何行为和举措都会受到排斥。当弱势群体为生存欲融入主流社会而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时，由一个弱势者转变为犯罪者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只有当其生存权遭遇危机时才会产生，同时这也是强势者为何长期欺压弱势者的原因所在。弱势者在社会歧视的影响下产生犯罪，是有多种外在因素的驱使。
（1）挫折。弱势群体遭受挫折会使自己原有的求富心态和方式发生变化。例如农民工从一种乡土秩序进入城市秩序，求富的初始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违法犯罪是从不敢想，也不去想。然而就业的歧视与挫折使其淳朴的思想发生裂变，既然诚实劳动不能养活自己，那就有用犯罪的方式去致富。这样，既能养活自己，又能给社会歧视一种教训。（2）利益。当一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女大学生）被社会排挤时，因为其生理上的特殊性，促使其选择了最优化、最直接的生存方式。比如妇女可能选择色情行业或者拐卖人口，有些妇女可能因为自己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后又以此方法来报复别人。女大学生因为性别的原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业歧视，因歧视造成的困境可能会使其生存方式发生变化。比如出卖色相、贩卖毒品以及一系列非法的和社会不允许的方式。（3）尊严。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在一定程度上其个体尊严趋于缺失，并产生强烈的压抑感和报复心理。缓解这种郁闷状态的方式有两种：暴力对抗或强势者的妥协，后一种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强势者的妥协是以弱势者的斗争为前提的。一旦弱势者用暴力来对抗，那么对强势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这尤以女性犯罪为代表。巫昌祯教授指出，“女性表现出的一些极端行为，一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受害太深、报复心理很强；二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状态，形成邻里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的怪现象。”暴力对抗固然挽回了尊严，可是对自己来说，却失去了自由甚或生命。可是，选择暴力是他们维系生命自尊的唯一途径。正像卢梭所说“每个人都有权冒生命的危险，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14] （4）诱惑。当弱势群体处于被主流社会歧视的困境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迷茫的状态，这样就容易受到社会亚文化特别是犯罪亚文化的引诱。因为亚文化对抗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恰恰迎合了弱势群体被社会歧视、排斥的困惑心理。当弱势群体犯罪时，其罪责感因犯罪亚文化的影响已经淡化甚或荡然无存。
社会的反应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使其权利的分配不公平、不公正，当其权利贫困而使生存权遭遇危机时，违法犯罪是在所难免的。 因此，摩尔说：“不公正才是社会动乱的社会基础”。[15]

三、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对策选择
弱势群体犯罪是社会权利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对弱势群体人权法律保障的虚置所致。因此，构建一种公平、公正、正义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弱势群体进行强势关怀和扶助，成为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呼唤。
（一） 加强立法机制，消除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歧视。
法的价值是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体以什么形式表现法的公正性，则要由法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价值形式决定。经济发展倡导平等的、公开的竞争模式，同理，法的制定也须遵循此原则。国家加强立法机制，解决弱势群体受社会歧视的问题，使其人权保障以法的形式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文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立法过程。柏拉图认为，我们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让公民在尽可能相互友好的环境中过最幸福的生活。改革城乡二元格局、户籍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服务措施，健全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制度等，都是对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法律确认。另外，对于歧视弱势群体的行为和规定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剔除，并对具体的个人和单位予以相应的惩罚，真正实现法的公正价值。
（二） 提高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力度，并给以特别的待遇。
弱势群体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应予以特别的关照。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对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应从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来考虑，不能因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有任何的偏见，更不能因自身的腐败而使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虚置。另外，行政机关在执行国家立法的同时，一方面加强对弱势群体权利的各项保障，使其权利的行使得到合理延展；另一方面加强对欺压弱势群体的行为和个人予以强行的抑制，从而使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三）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体系，并建立国家先行给付制度。
要实现弱势群体人权保障的“实质平等”，使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目标得以实现，就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探究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灵活、有效的司法途径。不但使司法运作过程简捷、高效、低成本，而且可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立案救助。当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的请求，行使其诉讼权。（2）公益诉讼。要求律师每年为弱势群体无偿代理一定的案件。（3）扩大诉讼费用减、缓、免的范围。针对弱势群体不同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优待。（4）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口头立案方式。在弱势群体因文化程度、身体残疾等原因不能写诉状而采用口头立案方式，能够方便其诉讼。另外，当弱势群体胜诉之后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逃逸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赔偿时，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先行给付一部分或全部，使弱势群体切实感受到国家特别的生存关怀。

四、 结语
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从公法关系角度讲，和谐社会应该是崇尚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奉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重诚信、讲文明，追求良好秩序的社会。[16]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但一定是弱势群体的人权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社会。消除社会的不公正因素，才是预防和控制弱势群体犯罪的关键，同时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5.
[2] 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J].前线，2001,(5).
[3] 郑杭生.走上更公正的社会[J].www.china.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