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统计部门周期性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开支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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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统计部门周期性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开支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统计部门周期性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开支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5年5月4日，国家统计局、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财政厅（局）、计划单列市统计局、财政局：
现将《关于统计部门周期性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开支问题的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统计部门周期性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开支问题的暂行规定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国家普查制度改革统计调查体系请示的通知》（国发〔1994〕42号），进一步明确统计部门周期性普查（人口、第三产业、工业、农业、基本统计单位）和大型调查（如投入产出调查、1％人口调查等）经费支出的范围，划清支出渠道，规范列支科目，合理安排预算，确保普查和大型调查任务的顺利进行，现特作出如下规定：
一、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支出范围的规定
1．印刷费：是指调查表、过录表、指标解释、指导手册、目录、代码、培训教材、资料汇编、文件等与调查直接有关的印刷费用。
2．试点费：指各级进行调查方案必须进行试点的费用。
3．培训费：指组织普查教员、普查员、调查员、录入员、编码员进行业务培训所需的各种费用。
4．补助费：指支付给无固定工资收入的普查员、调查员、录入员、编码员的补助费。
5．数据处理费：指调查数据处理方案的研制，各种磁盘、光盘、纸张等消耗材料的费用。
6．资料邮运保管费：指调查制度、调查资料的包装、运输以及资料保管费用。
7．公务费：指普查和大型调查业务必须支付的办公费、电讯费、会议费等。
8．其他费用：指普查和大型调查工作必需的宣传费、调查对象清理整顿和上述1－7项未包括的其他费用。
二、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渠道划分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结合普查和大型调查支出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担项目划分如下：
1．全国统一调查表、指标解释、培训教材的印刷费，国家级调查方案试点费，省级以上普查骨干教员的培训费，数据处理费由中央财政负担。
2．第一项未包括的印刷费用、培训费、补助费、资料邮运保管费、公务费和其他费用等，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分别负担。
3．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地方需要，扩大调查规模和内容以及地方进行调查试点而增加的费用，均由地方财政负担。
4．随着周期性普查制度的建立和统计调查体系的改革，统计计算工作量和统计信息传输大量增加，需要增加计算机及传输设备，所需费用原则上按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解决统计部门计算机更新经费问题的通知》（统财基字〔1990〕298号）精神办理。采取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统计部门自筹相结合办法逐步解决。
三、普查与大型调查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1．开展普查和大型调查，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各级财政在相应的年度需要安排必要的专项经费，由各级统计局统一管理，从严控制，专款专用。
2．各级普查和大型调查，原则上不单设机构，由政府统计部门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所需工作人员应从有关单位职工中选调，被选调人员的工资、福利、交通费、伙食补贴等应由原单位负担，原单位经费特别困难的，可由地方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3．为了便于管理，统筹安排。今后，凡中央安排的普查和大型调查专项经费，均抄送地方财政部门。
4．各项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统一列入统计事业费“款”级科目下的“人口普查经费”（1996年改为“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项”级科目。年终决算，另附各项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使用情况表及说明。各级统计、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专项经费使用情况和效果的考核，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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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哲学与争端解决
波比.K.Y.王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香港法律学刊》（英文版），第30卷，第2册，2000年，第315页。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导论
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在理论层次上，争端是指“通常最初双方协商不成而经过一些标准的程序表现的公开主张。”要解决争端，就必须有解决争端的组织存在。争端解决组织可以许多形式组成。简言之，它们可分为诉讼型和调解型两类。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古代中国的争端常以仲裁和调解解决。正如美国仲裁协会前任会长所言，“传统中国观是通过无比友好的谈判来解决争端。”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参加仲裁时更是如此。可见，即便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参加仲裁的每一个人仍会被告知他必须降低要求，否则‘就吃亏’这样一类话。因此，如果一方坚持要为其‘权利’彻底辩护或要求完全恢复原状，那么他就不应再选择仲裁。”
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对任何社会这可能都是平等适用的。在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关于争端解决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不能下结论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社会喜欢仲裁或调解。在现代西方社会，仲裁频频用于解决诸如婚姻有关的纠纷，而诉讼似乎用于解决商业、合同或侵权纠纷。但中国传统观对各类争端都一样。这似乎表明西方和传统中国在争端解决上观念有所不同。
在西方，“传统已将诉讼留给律师，希望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商业纠纷。”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国观念不可接受：法定权利怎么能放弃？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胡曼所言，是“财产、权利、义务不受限制。”法院给出的判决“要么让你什么都有，要么让你一无所有。”即便平等规则也不能改变基督教义。如果有争端存在，诉讼方式就会被采用，而且案件判决取决于当事人的实力。在法院系统流行一句话，“公众关注的不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和平解决以达到最轻微的利益调整。”因为“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种解决方式是懦弱的表现，”而且“正义也不会因此而实现”。但是，对追求提高审判效率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宝藏。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没丧失其影响力，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的确，它在过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没有受过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员承认，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传统”在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上起着部分作用。因此，对这样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反弹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升解决现代争端的水平。
在传统中国，厌诉历史悠久。有不少谚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饿死也不当贼：烦死也不告状”、“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其原因之一是诉讼人遭衙门的讼师和衙役盘剥，衙役和走卒就靠这个吃饭。另外，规避诉讼也在一个比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不同的哲学流派在避免争端上都持认同态度。他们认为争端（当事人各方冲突的表白）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和宇宙的总体秩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
因此，用于解决争端的诉讼方式受到批判。毫无疑问，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易经》中找到根据。在《易经》中，诉讼方式受到批判因为它最终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这给传统中国争端解决定下了基调。
但不能认为中国哲学一层不变。就拿儒家为例吧。汉代的儒家与孔子自己的哲学有相当不同之处，它与宋代的儒家也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还是一样：即应避免诉讼。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讨论其它学派也可以这样。但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儒家都反对诉讼。有一些就认为诉讼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诉讼有好结果。他们的观点也应加以考虑。
和谐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
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距和道德原则。
在这里，道德和正义促成社会和谐。其结果使社会结构形成。
在传统中国，“个人被融于社会，并附属于群体与和谐观中。”和谐观假定社会最初处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后来被打破。为保持和谐，必须顺应天道。以这种天人合一观，人道最终得到天道的预兆。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
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儒家
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仲裁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忍让反映了群体优于个人的思想，它要求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以重建公平。”
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儒家道德规范对外表现为礼。歌颂礼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礼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贤开创天人合一的事实而产生”。
儒家的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态的。否则，古代圣贤的智慧无法形成规范后代人行为的礼的基础。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长者被视为权威，因为他们似乎知道地更多。这种假设是产生服从权威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徇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法家
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强国。每个诸侯的欲望都是称帝。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家提出“法治”原则，其含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们之间的争端会削弱一个国家。为打赢官司，冲突各方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如果有过多的人际纠纷，国家的终合国力只会锐减。为了强国，法家采取防止争端的严厉措施。
争端预防也与法家的以法为本思想有关。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无法律，因为古代的人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后来，人们倾向于拉关系并开始扩展其自我利益。结果，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上的强者和多数人在弱者和少数人面前占有优势，并利用后者。为避免冲突和争端，古代圣贤基于规范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区分了所有权。按照这种理论，争端预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观点，它是良好行为的标准。尤其是它强调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按照慎到的观点，争端预防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权定义的范围。法律应尽可能细化，不给争端留有空间。
正因为强调争端预防，法家对争端解决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在理论上，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应有争端。哪里有争端，哪里就应按照法律解决。当事人打官司的好处是判决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来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应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其目标就是对未来出现类似问题进行预防。
墨家
虽然总的来说，墨家 思想不被诸侯所接受，在战国时期它还是很有影响力。墨子，并不明确表示人们不应与他人存有争端。虽然如此，我们仍可推断他是颂扬和谐的。到墨子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因此，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个原因：人们相互不爱惜。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主张人们应。如果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局面。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出现的社会里，就不应再考虑诉讼，事实上也没必要了，因为总体上人们将不存在一点争端。
墨子不光嘴上说，也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战国时期，他们组建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行动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其它成员称为墨者。巨子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能处决他们。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应该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种功利的观点来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墨子用一种悲观的论点看待人性。他不认为人们没有外界干预就能考虑周全。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家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学派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惩罚，墨子采用诱导。墨子主张，诱导最终可使人人都彼此爱惜（“兼爱”）。
道家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因为道家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讲，这也涉及其对衰退的偏好。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对庄子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人们存有争端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而不直言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因此，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诉讼的最终会获胜。总的来说，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
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贼多有。”这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老子并没有说不应遵循规则。起码天道是必须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他主张“避斗折衡，而民不争”。
并不意味着这遵循规则的人将情况更好。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佛教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牲畜屠宰条例
(2011年11月23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牲畜屠宰管理，保证畜类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牲畜屠宰经营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省实行牲畜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
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牲畜屠宰活动。但农村居民屠宰自己食用的牲畜除外。
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可以设置仅限于向本地市场供应畜类产品的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牲畜屠宰管理工作的领导，强化牲畜屠宰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畜类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协调解决牲畜屠宰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引导、扶持牲畜定点屠宰厂（场）标准化、规模化建设，将牲畜屠宰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宰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卫生、食品药品监督、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环境保护、规划、公安、民族事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宰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屠宰相关行业协会工作的指导，支持行业协会开展行业自律、提供技术服务等。
第二章 屠宰厂（场、点）设立、变更与撤销
第七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设置规划（以下简称设置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按照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方便群众、有利流通、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结合本省实际情况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设置规划应当包括牲畜定点屠宰厂（场）及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的数量、布局等内容。
第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的选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位于城乡居住区夏季风向最大频率的下风侧和河流的下游；
（二）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居民生活区、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和牲畜饲养场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保护的其他区域相距1000米以上，并不得妨碍或者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三）厂（场、点）址周围应当有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并应当避开产生有害气体、烟雾、粉尘等物质的工业企业以及垃圾场、污水沟等其他产生污染源的地区或者场所；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隔离间以及牲畜屠宰设备、冷藏设备和运载工具;
（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并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3名以上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经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以及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六）有满足畜类产品焚毁、化制、高温等无害化处理的设施设备;
（七）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设立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市、州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说明文件。市、州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应当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设置规划，依法进行审查并书面征求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应当自受理申请后3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决定。作出不同意决定的,还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人凭市、州人民政府同意的书面决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十一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建设完成后,申请人应当向市、州人民政府提出书面验收申请。市、州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颁发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和标志牌，并报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不得擅自在异地设立分厂（场）或者车间。确需设立分厂（场）或者车间的，按照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程序申请、建设、验收、颁证后投入使用。
第十三条 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地处偏僻、居住分散、交通不便；
（二）设计规模不超过每日屠宰30头牲畜；
（三）有固定的屠宰场所；
（四）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牲畜屠宰人员；
（五）具备基本的卫生条件和污染防治设施；
（六）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七）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设立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含拟供应市场区域范围的申请，提交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三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说明文件。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设置规划，依法进行审查并书面征求市、州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决定。作出同意决定的，还应当明确其供应市场范围。
申请人凭县级人民政府同意的书面决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十五条 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建设完成后,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书面验收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颁发小型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和标志牌，并报所在地市、州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设立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持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名称、法定代表人、所有权、经营权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日内向作出定点决定的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歇业、停业超过30日的,应当提前10日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歇业、停业超过180日的,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报请原作出同意定点决定的人民政府对其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
第十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屠宰活动,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或者经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由原作出同意定点决定的人民政府取消其定点资格,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按照规模、生产和技术条件以及质量安全管理状况，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分级管理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等级认定名单。
第三章 屠宰与检疫检验
第二十条 牲畜屠宰的检疫、卫生检验及其监督依照动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牲畜屠宰和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并在屠宰车间明示牲畜屠宰操作工艺流程图、屠宰同步检疫、肉品品质检验工序位置图。
第二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屠宰牲畜。
第二十三条 未经检疫合格的牲畜不得进入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的牲畜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检疫合格的牲畜胴体上加盖检疫合格验讫印章，凡检疫不合格的畜类产品不得出厂（场、点）。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派驻检疫人员进行牲畜屠宰检疫。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提供检疫场所。
第二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按照国家肉品品质检验规程和标准进行肉品品质检验，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肉品品质检验应当与屠宰同步进行，同步检验应当设置同步检验装置或者采用头、蹄、胴体与内脏统一编号对照的方法进行，并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检验内容实施检验；
（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类产品，应当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还应当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
（三）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类产品，应当在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类产品，不得出厂（场、点）。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二）屠宰病死、毒死、死因不明、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牲畜；
（三）为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场所；
（四）为未获得牲畜定点屠宰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屠宰场所或者屠宰产品储存设施。
第二十六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对检疫检验发现的病害牲畜及畜类产品应当在驻场检疫人员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相关费用及损失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贴。
第二十七条 牲畜肉品品质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有无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以外的疾病；
（二）是否摘除有害腺体；
（三）是否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四）有害物质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五）屠宰加工质量是否符合国家要求，是否为白肌肉（PSE肉）或者黑干肉（DFD肉）以及种畜、晚阉畜；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第四章 产品经营与管理
第二十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将依法取得的定点屠宰标志牌挂于厂（场、点）区的显著位置，并建立牲畜定点屠宰证、章、标志牌的使用管理制度。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不得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牲畜定点屠宰证书、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任何单位不得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和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
第二十九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质量追溯制度，如实记录牲畜进厂（场、点）时间、数量、产地、供货者、屠宰与检验信息、处理情况及出厂时间、品种、数量和流向。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二年。
第三十条 从事畜类产品销售、肉食品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伙食单位销售、使用的畜类产品，应当是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经检疫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类产品，并登记其来源。登记记录保留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销售未分割的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应当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章。
销售分割包装未经熟制的肉品，应当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销售种畜、晚阉畜产品，销售者应当在销售场所以明示的方式告知消费者。
第三十一条 运输畜类产品，除符合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使用专用的密闭运载工具；
（二）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应当吊挂运输；
（三）牲畜分割产品应当使用专用容器或者专用包装；
（四）运输有温度要求的畜类产品应当使用相应的低温运输工具。
第三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对经检疫检验合格未能及时出厂（场、点）的畜类产品，应当采取冷冻或者冷藏等必要措施予以储存。
第三十三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出现其产品不安全时，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在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产品，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处理召回产品，防止该产品再次流入市场。
第三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在牲畜寄存、畜类产品运输等方面为牲畜屠宰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方便服务。
鼓励支持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开展屠宰、加工、配送、销售一体化经营。
第三十五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提供代宰服务收取服务费的，应当按照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商务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三十六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信息报送制度，按照国家有关屠宰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及时报送屠宰、销售等相关信息。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牲畜屠宰行政执法、监督及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培训、考核等管理工作；按照国家规定的编码规则、格式和制作要求，对全省范围内的牲畜定点屠宰证、章、标志牌进行统一编码。
第三十八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牲畜定点屠宰证、章和标志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无害化处理印章的管理，并对具有定点屠宰证书的牲畜定点厂（场、点）予以公布。
第三十九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牲畜屠宰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对牲畜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根据工作需要派出驻厂（场、点）监督员对牲畜屠宰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对牲畜屠宰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牲畜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查封与违法牲畜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设施，扣押与违法牲畜屠宰活动有关的牲畜、畜类产品以及屠宰工具和设备。
商务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采取查封扣押措施时，应当经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
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以威胁、暴力等方式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箱，受理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定点资格擅自设立和修建、改建、扩建牲畜屠宰厂（场、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未经定点从事牲畜屠宰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牲畜、畜类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对单位并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牲畜定点屠宰证书或者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从事牲畜屠宰活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出借、转让牲畜定点屠宰证书或者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要求及时报送屠宰、销售等相关信息的；
（二）未按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
第四十五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对主要负责人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屠宰牲畜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
（二）未如实记录屠宰的牲畜来源和畜类产品流向的；
（三）未建立或者实施肉品品质检验制度的；
（四）对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牲畜产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如实记录处理情况的；
（五）不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第四十六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出厂（场、点）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类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没收畜类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
第四十七条 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牲畜、畜类产品、注水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对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或者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对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或者其他单位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还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以上对牲畜、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
第四十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病死、毒死、死因不明、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牲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牲畜、畜类产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并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
第四十九条 为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场所以及为未经定点违法从事牲畜屠宰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屠宰场所或者产品储存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并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下列行为由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没收尚未销售、使用的相关畜类产品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以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对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一）从事畜类产品销售、肉食品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伙食单位，销售、使用非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的畜类产品的；
（二）销售未分割的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章的；
（三）销售分割包装未经熟制的肉品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
（四）销售种畜、晚阉畜产品，销售者未在销售场所以明示方式告知消费者的。
第五十一条 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超出限定区域销售畜类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其他单位和个人超出限定区域销售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的畜类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从事肉品品质检验的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上岗的；
（二）屠宰技术人员未持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具的健康证明上岗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牲畜屠宰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动物防疫法和本条例规定，对未经现场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牲畜、畜类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五条 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商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治安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牲畜包括：猪、牛、羊；畜类产品包括：牲畜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等。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施行前依法设立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拟屠宰生猪以外牲畜的，可以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180日内向市、州人民政府申请换发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和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市、州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审查其屠宰能力以及是否符合设置规划，作出是否换发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和牲畜定点屠宰证书的书面决定。
第五十八条 少数民族食用牲畜的定点屠宰活动，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特点和习俗，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各市、州具体情况确定鸡、鸭、鹅等禽类及其他畜类实行定点屠宰的,其监督管理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波比.K.Y.王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香港法律学刊》（英文版），第30卷，第2册，2000年，第315页。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导论
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在理论层次上，争端是指“通常最初双方协商不成而经过一些标准的程序表现的公开主张。”要解决争端，就必须有解决争端的组织存在。争端解决组织可以许多形式组成。简言之，它们可分为诉讼型和调解型两类。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古代中国的争端常以仲裁和调解解决。正如美国仲裁协会前任会长所言，“传统中国观是通过无比友好的谈判来解决争端。”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参加仲裁时更是如此。可见，即便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参加仲裁的每一个人仍会被告知他必须降低要求，否则‘就吃亏’这样一类话。因此，如果一方坚持要为其‘权利’彻底辩护或要求完全恢复原状，那么他就不应再选择仲裁。”
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对任何社会这可能都是平等适用的。在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关于争端解决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不能下结论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社会喜欢仲裁或调解。在现代西方社会，仲裁频频用于解决诸如婚姻有关的纠纷，而诉讼似乎用于解决商业、合同或侵权纠纷。但中国传统观对各类争端都一样。这似乎表明西方和传统中国在争端解决上观念有所不同。
在西方，“传统已将诉讼留给律师，希望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商业纠纷。”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国观念不可接受：法定权利怎么能放弃？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胡曼所言，是“财产、权利、义务不受限制。”法院给出的判决“要么让你什么都有，要么让你一无所有。”即便平等规则也不能改变基督教义。如果有争端存在，诉讼方式就会被采用，而且案件判决取决于当事人的实力。在法院系统流行一句话，“公众关注的不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和平解决以达到最轻微的利益调整。”因为“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种解决方式是懦弱的表现，”而且“正义也不会因此而实现”。但是，对追求提高审判效率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宝藏。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没丧失其影响力，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的确，它在过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没有受过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员承认，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传统”在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上起着部分作用。因此，对这样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反弹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升解决现代争端的水平。
在传统中国，厌诉历史悠久。有不少谚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饿死也不当贼：烦死也不告状”、“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其原因之一是诉讼人遭衙门的讼师和衙役盘剥，衙役和走卒就靠这个吃饭。另外，规避诉讼也在一个比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不同的哲学流派在避免争端上都持认同态度。他们认为争端（当事人各方冲突的表白）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和宇宙的总体秩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
因此，用于解决争端的诉讼方式受到批判。毫无疑问，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易经》中找到根据。在《易经》中，诉讼方式受到批判因为它最终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这给传统中国争端解决定下了基调。
但不能认为中国哲学一层不变。就拿儒家为例吧。汉代的儒家与孔子自己的哲学有相当不同之处，它与宋代的儒家也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还是一样：即应避免诉讼。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讨论其它学派也可以这样。但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儒家都反对诉讼。有一些就认为诉讼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诉讼有好结果。他们的观点也应加以考虑。
和谐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
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距和道德原则。
在这里，道德和正义促成社会和谐。其结果使社会结构形成。
在传统中国，“个人被融于社会，并附属于群体与和谐观中。”和谐观假定社会最初处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后来被打破。为保持和谐，必须顺应天道。以这种天人合一观，人道最终得到天道的预兆。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
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儒家
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仲裁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忍让反映了群体优于个人的思想，它要求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以重建公平。”
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儒家道德规范对外表现为礼。歌颂礼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礼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贤开创天人合一的事实而产生”。
儒家的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态的。否则，古代圣贤的智慧无法形成规范后代人行为的礼的基础。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长者被视为权威，因为他们似乎知道地更多。这种假设是产生服从权威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徇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法家
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强国。每个诸侯的欲望都是称帝。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家提出“法治”原则，其含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们之间的争端会削弱一个国家。为打赢官司，冲突各方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如果有过多的人际纠纷，国家的终合国力只会锐减。为了强国，法家采取防止争端的严厉措施。
争端预防也与法家的以法为本思想有关。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无法律，因为古代的人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后来，人们倾向于拉关系并开始扩展其自我利益。结果，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上的强者和多数人在弱者和少数人面前占有优势，并利用后者。为避免冲突和争端，古代圣贤基于规范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区分了所有权。按照这种理论，争端预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观点，它是良好行为的标准。尤其是它强调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按照慎到的观点，争端预防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权定义的范围。法律应尽可能细化，不给争端留有空间。
正因为强调争端预防，法家对争端解决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在理论上，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应有争端。哪里有争端，哪里就应按照法律解决。当事人打官司的好处是判决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来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应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其目标就是对未来出现类似问题进行预防。
墨家
虽然总的来说，墨家 思想不被诸侯所接受，在战国时期它还是很有影响力。墨子，并不明确表示人们不应与他人存有争端。虽然如此，我们仍可推断他是颂扬和谐的。到墨子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因此，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个原因：人们相互不爱惜。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主张人们应。如果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局面。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出现的社会里，就不应再考虑诉讼，事实上也没必要了，因为总体上人们将不存在一点争端。
墨子不光嘴上说，也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战国时期，他们组建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行动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其它成员称为墨者。巨子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能处决他们。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应该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种功利的观点来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墨子用一种悲观的论点看待人性。他不认为人们没有外界干预就能考虑周全。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家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学派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惩罚，墨子采用诱导。墨子主张，诱导最终可使人人都彼此爱惜（“兼爱”）。
道家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因为道家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讲，这也涉及其对衰退的偏好。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对庄子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人们存有争端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而不直言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因此，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诉讼的最终会获胜。总的来说，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
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贼多有。”这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老子并没有说不应遵循规则。起码天道是必须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他主张“避斗折衡，而民不争”。
并不意味着这遵循规则的人将情况更好。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佛教
贵州省牲畜屠宰条例
贵州省牲畜屠宰条例
(2011年11月23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牲畜屠宰管理，保证畜类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牲畜屠宰经营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省实行牲畜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
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牲畜屠宰活动。但农村居民屠宰自己食用的牲畜除外。
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可以设置仅限于向本地市场供应畜类产品的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牲畜屠宰管理工作的领导，强化牲畜屠宰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畜类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协调解决牲畜屠宰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鼓励、引导、扶持牲畜定点屠宰厂（场）标准化、规模化建设，将牲畜屠宰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宰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卫生、食品药品监督、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环境保护、规划、公安、民族事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宰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牲畜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屠宰相关行业协会工作的指导，支持行业协会开展行业自律、提供技术服务等。
第二章 屠宰厂（场、点）设立、变更与撤销
第七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设置规划（以下简称设置规划），由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按照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方便群众、有利流通、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结合本省实际情况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设置规划应当包括牲畜定点屠宰厂（场）及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的数量、布局等内容。
第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的选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位于城乡居住区夏季风向最大频率的下风侧和河流的下游；
（二）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居民生活区、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和牲畜饲养场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保护的其他区域相距1000米以上，并不得妨碍或者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三）厂（场、点）址周围应当有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并应当避开产生有害气体、烟雾、粉尘等物质的工业企业以及垃圾场、污水沟等其他产生污染源的地区或者场所；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隔离间以及牲畜屠宰设备、冷藏设备和运载工具;
（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并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3名以上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经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以及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六）有满足畜类产品焚毁、化制、高温等无害化处理的设施设备;
（七）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设立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市、州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说明文件。市、州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应当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设置规划，依法进行审查并书面征求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应当自受理申请后3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决定。作出不同意决定的,还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人凭市、州人民政府同意的书面决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十一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建设完成后,申请人应当向市、州人民政府提出书面验收申请。市、州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颁发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和标志牌，并报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不得擅自在异地设立分厂（场）或者车间。确需设立分厂（场）或者车间的，按照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程序申请、建设、验收、颁证后投入使用。
第十三条 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地处偏僻、居住分散、交通不便；
（二）设计规模不超过每日屠宰30头牲畜；
（三）有固定的屠宰场所；
（四）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牲畜屠宰人员；
（五）具备基本的卫生条件和污染防治设施；
（六）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七）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设立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含拟供应市场区域范围的申请，提交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三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说明文件。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设置规划，依法进行审查并书面征求市、州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并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决定。作出同意决定的，还应当明确其供应市场范围。
申请人凭县级人民政府同意的书面决定，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十五条 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建设完成后,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提出书面验收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商务、畜牧兽医、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颁发小型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和标志牌，并报所在地市、州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设立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持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名称、法定代表人、所有权、经营权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0日内向作出定点决定的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歇业、停业超过30日的,应当提前10日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歇业、停业超过180日的,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报请原作出同意定点决定的人民政府对其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
第十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不再具备法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屠宰活动,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或者经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由原作出同意定点决定的人民政府取消其定点资格,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按照规模、生产和技术条件以及质量安全管理状况，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分级管理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等级认定名单。
第三章 屠宰与检疫检验
第二十条 牲畜屠宰的检疫、卫生检验及其监督依照动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牲畜屠宰和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并在屠宰车间明示牲畜屠宰操作工艺流程图、屠宰同步检疫、肉品品质检验工序位置图。
第二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屠宰牲畜。
第二十三条 未经检疫合格的牲畜不得进入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的牲畜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检疫合格的牲畜胴体上加盖检疫合格验讫印章，凡检疫不合格的畜类产品不得出厂（场、点）。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派驻检疫人员进行牲畜屠宰检疫。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提供检疫场所。
第二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按照国家肉品品质检验规程和标准进行肉品品质检验，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肉品品质检验应当与屠宰同步进行，同步检验应当设置同步检验装置或者采用头、蹄、胴体与内脏统一编号对照的方法进行，并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检验内容实施检验；
（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类产品，应当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还应当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
（三）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类产品，应当在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类产品，不得出厂（场、点）。
第二十五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二）屠宰病死、毒死、死因不明、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牲畜；
（三）为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场所；
（四）为未获得牲畜定点屠宰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屠宰场所或者屠宰产品储存设施。
第二十六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对检疫检验发现的病害牲畜及畜类产品应当在驻场检疫人员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相关费用及损失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贴。
第二十七条 牲畜肉品品质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有无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以外的疾病；
（二）是否摘除有害腺体；
（三）是否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四）有害物质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五）屠宰加工质量是否符合国家要求，是否为白肌肉（PSE肉）或者黑干肉（DFD肉）以及种畜、晚阉畜；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第四章 产品经营与管理
第二十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将依法取得的定点屠宰标志牌挂于厂（场、点）区的显著位置，并建立牲畜定点屠宰证、章、标志牌的使用管理制度。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不得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牲畜定点屠宰证书、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任何单位不得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和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
第二十九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质量追溯制度，如实记录牲畜进厂（场、点）时间、数量、产地、供货者、屠宰与检验信息、处理情况及出厂时间、品种、数量和流向。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二年。
第三十条 从事畜类产品销售、肉食品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伙食单位销售、使用的畜类产品，应当是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经检疫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类产品，并登记其来源。登记记录保留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销售未分割的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应当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章。
销售分割包装未经熟制的肉品，应当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销售种畜、晚阉畜产品，销售者应当在销售场所以明示的方式告知消费者。
第三十一条 运输畜类产品，除符合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使用专用的密闭运载工具；
（二）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应当吊挂运输；
（三）牲畜分割产品应当使用专用容器或者专用包装；
（四）运输有温度要求的畜类产品应当使用相应的低温运输工具。
第三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对经检疫检验合格未能及时出厂（场、点）的畜类产品，应当采取冷冻或者冷藏等必要措施予以储存。
第三十三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出现其产品不安全时，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在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产品，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处理召回产品，防止该产品再次流入市场。
第三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在牲畜寄存、畜类产品运输等方面为牲畜屠宰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方便服务。
鼓励支持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开展屠宰、加工、配送、销售一体化经营。
第三十五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提供代宰服务收取服务费的，应当按照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商务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三十六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应当建立信息报送制度，按照国家有关屠宰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及时报送屠宰、销售等相关信息。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牲畜屠宰行政执法、监督及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培训、考核等管理工作；按照国家规定的编码规则、格式和制作要求，对全省范围内的牲畜定点屠宰证、章、标志牌进行统一编码。
第三十八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牲畜定点屠宰证、章和标志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无害化处理印章的管理，并对具有定点屠宰证书的牲畜定点厂（场、点）予以公布。
第三十九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牲畜屠宰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对牲畜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管理，根据工作需要派出驻厂（场、点）监督员对牲畜屠宰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对牲畜屠宰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牲畜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查封与违法牲畜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设施，扣押与违法牲畜屠宰活动有关的牲畜、畜类产品以及屠宰工具和设备。
商务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采取查封扣押措施时，应当经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
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以威胁、暴力等方式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箱，受理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取得定点资格擅自设立和修建、改建、扩建牲畜屠宰厂（场、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未经定点从事牲畜屠宰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牲畜、畜类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对单位并处以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牲畜定点屠宰证书或者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从事牲畜屠宰活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出借、转让牲畜定点屠宰证书或者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四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要求及时报送屠宰、销售等相关信息的；
（二）未按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
第四十五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对主要负责人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屠宰牲畜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
（二）未如实记录屠宰的牲畜来源和畜类产品流向的；
（三）未建立或者实施肉品品质检验制度的；
（四）对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牲畜产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并如实记录处理情况的；
（五）不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第四十六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出厂（场、点）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类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没收畜类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
第四十七条 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牲畜、畜类产品、注水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对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或者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对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或者其他单位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还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以上对牲畜、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
第四十八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病死、毒死、死因不明、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牲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牲畜、畜类产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货值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并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关取消其牲畜定点屠宰资格。
第四十九条 为对牲畜或者畜类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场所以及为未经定点违法从事牲畜屠宰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屠宰场所或者产品储存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并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下列行为由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没收尚未销售、使用的相关畜类产品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以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对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一）从事畜类产品销售、肉食品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伙食单位，销售、使用非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屠宰的畜类产品的；
（二）销售未分割的牲畜胴体或者片鲜肉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章的；
（三）销售分割包装未经熟制的肉品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标志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
（四）销售种畜、晚阉畜产品，销售者未在销售场所以明示方式告知消费者的。
第五十一条 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超出限定区域销售畜类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其他单位和个人超出限定区域销售小型牲畜定点屠宰点的畜类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牲畜定点屠宰厂（场、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从事肉品品质检验的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上岗的；
（二）屠宰技术人员未持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具的健康证明上岗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牲畜屠宰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动物防疫法和本条例规定，对未经现场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牲畜、畜类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五条 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商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治安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牲畜包括：猪、牛、羊；畜类产品包括：牲畜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等。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施行前依法设立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拟屠宰生猪以外牲畜的，可以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180日内向市、州人民政府申请换发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和牲畜定点屠宰证书。市、州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审查其屠宰能力以及是否符合设置规划，作出是否换发牲畜定点屠宰标志牌和牲畜定点屠宰证书的书面决定。
第五十八条 少数民族食用牲畜的定点屠宰活动，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特点和习俗，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各市、州具体情况确定鸡、鸭、鹅等禽类及其他畜类实行定点屠宰的,其监督管理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