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抚顺市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0:50:47 浏览: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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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抚顺市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抚顺市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2004年6月29日抚顺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29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2004年7月29日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7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抚顺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抚顺市森林资源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抚顺市森林资源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由于下列原因，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需要变更的，到原发证机关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更换权属凭证。
二、第十三条第二、三款修改为：开垦坡度25度以下的灌木林地和无林地种植人参等中草药材，应当按照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划进行。
种植者必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实行林药兼作。
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经营木材须经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加工木材须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四、第三十一条修改为：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须依法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
《抚顺市森林资源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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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余某因负巨额债务，于2008年3月成立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用包销的方式取得他人房屋（即约定他人将房产全权委托该公司销售，并提供房产三证及代办买卖、过户手续的授权委托公证书，承诺如到期未卖出则公司以包销价买下），将售房款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其中余某公司与包某签订200万元包销房产的合同，支付10万元定金，随即将该房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并从陈某处获得首付款120万元。余某将该120万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期间因包某撤销授权，导致该房无法过户到陈某名下。
【分歧】
关于本案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亦即认定被害人是谁，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害人为房东包某，陈某只是列为证人，且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指控事实一致，应按起诉书指控认定包某为被害人；第二种观点认为，包某的房产并未被过户，未丧失房屋的所有权，相反还获得10万元定金，于包某而言该犯罪事实是未遂，而对陈某来说其损失的120万是实实在在的，陈某才是真正的被害人；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作全面评价，被告人余某一方面骗取房屋权证和委托书，另一方面骗取买家的房款，都是合同诈骗行为，故应认定包某、陈某都是被害人。
【评析】
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在于其涉及法律主体众多、利益混杂，在认定被害人的问题上存在刑民交叉的问题。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1．包某未失去房产是典型的犯罪未遂。从朴素的得失观点来看，陈某为买房损失120万元无法收回，而包某未损失房产，仿佛谁是被害人结论很明确，“谁损失”=“谁被害”似乎是认定被害人的合理原则。但余某的犯罪行为直接针对的就是该房产，如果包某没有及时撤销授权委托公证，那么房产的损失就为既成，因余某意志以外的原因（公证被撤销）而无法过户，因此于包某的这部分事实构成犯罪未遂。如果一概从有无损失的角度看待犯罪，显然与刑法第二十三条的明确规定是相悖的。故包某尽管没有实际损失，其被害人身份是依法成立的，不依其个人喜好而有所区别。第二种观点不能否认犯罪未遂的存在，也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因而不能成立。
2．将包某、陈某并列为被害人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不是其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简单叠加，换言之，并不是被告人余某实施的所有行为都是犯罪行为。第三种观点看似全面的对余某实施合同诈骗、骗取房产的行为、获取房款的行为都进行了评价，但其在认定犯罪数额以及据此量刑的问题上不能平衡，可能导致刑罚的结果与立法本意不符。因为这样一来，余某的犯罪数额为190万未遂、120万既遂，数额与其合同诈骗190万既遂的情形相当，这是不合理的，本案毕竟只造成120万元的实际损失而已。
3．认定犯罪必须秉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首先，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故意犯罪而言，被告人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合同诈骗作为故意犯罪，被告人对于犯罪对象亦即所侵害的法益应当具有侵害的目的性。对于在其犯罪预谋之外的第三人，如果其犯罪活动顺利实施，本不应受到损害，甚至还可能受益。如果说这样的第三人是被害人，是不符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的。其次，实际损失120万元是属于包某的法益。陈某如约支付了部分房款，唯因物权取得的登记要件之规定，由于房东包某撤回委托公证而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明知该房产系赃物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其系善意购买该房。该房款被余某取得后，并不属于第三人陈某，而是属于房东包某，陈某付出该房款，换回合同履行期待权和对房款的返还请求权。该120万元之所以能被被告人取得，是由于包某签订包销合同、对于售房款的接收方法有失误之处所致。
综上，余某的犯罪行为始终依赖其诈骗取得的、对包某房产的控制展开，始则骗取控制、后则吞没房款，犯罪对象始终是包某的法益，而与陈某之间则按照正常的交易方式进行。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本案应认定包某为被害人，而陈某可以通过对包某的民事诉讼，依托合同责任获得追偿。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夫妻一方负债的举证责任分配
(关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的修改意见)
王礼仁
201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第十八条规定：
“ 离婚时，夫妻一方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的，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该规定将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所负的债务债务规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非常合理，而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举证人也是正确的。
但对于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该条并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案件，需要债权人举证，如夫妻中举债的一方下落不明或死亡，债权人凭一方借条起诉夫妻另一方偿还债务，该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又如，当举债方不能举证或举债方本人也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解释第十八条没有解决。对此，有必要再司法解释中加以完善。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债权人应当承担局长责任。
鉴于目前在理论上合实践中，对于举债人和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尚存在分歧。因而，这里主要就举债人和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作一些简要分析和阐述。
一、为什么要举债人举证？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所负的债务，可以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举债，需要事实证明，因为离开了“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这一“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那么，举债的“用途事实”应当由谁证明，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夫妻一方举债既有可能为了逃避债务，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将夫妻共同债务，伪造或推委为夫妻个人债务；也有可能是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也就是说，举债夫妻一方与未举债的夫妻另一方和第三人，构成一种三角关系：
举债人
可能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 可能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
从上图可以看出，举债方具有多重角色：既有可能与第三人是利益共同体，也有可能与夫妻另一方是利益共同体。因而，其举债也存在多重悬疑：一是可能存在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二是可能存在逃避债务。如果把夫妻一方的举债，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难以排除举债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的可能；而对夫妻一方的举债，在举债方不能证明为夫妻共同债务时，认定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则又难以排除举债方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共同债务可能。对于夫妻一方的举债，涉及到一个利益均衡问题。从第三人利益来考虑，要防止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从非举债夫妻一方利益来考虑，要防止举债方与第三人是否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那么，如何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关键就是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发生争议时，到底是由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还是由非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抑或由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
我们认为，判断某一债务是举债一方恶意举债还是与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关键是由举债事实或用途来证实。而“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的“用途事实”，是判断借款真伪或性质的最好标准。离开了“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在一方举债中，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只有举债人最清楚。而且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属于积极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也就是说，只能由主张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主张举债事不实存在或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消极事实）一方不负举证责任。因而，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应当始终坚持由举债方承担举证责任，非举债方不负举证责任的举证分配原则。
如果非举债一方否认一方举债存在或认为其举债非为夫妻共同生活，则应当由举债人或第三人举证证明其举债存在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债人不能举证或者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共同生活时，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而，举债人或第三人首先应当证明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也就是说，在举债人或第三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非举债一方如果要抗辩第三人，则应就两项法定抗辩事由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或者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如举债一方提出因自己或家庭成员患病住院向第三人借款20000元，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存在。那么，这当然属于因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举债。如果举债人与第三人没有约定该举债为举债人个人债务，尽管举债一方与另一方约定为分别财产制，但非举债一方不能证明第三人知道其约定为分别财产制，非举债一方不得对抗第三人，应当对2000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但如果举债一方提出借款20000元用于自己或家庭成员治病，但没有任何住院或门诊治疗证据，用于治病的事实不能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第三人要求非举债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在非举债一方没有两种除外情形时，则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为当举债人不能证明用于家庭生活或夫妻共同利益时，该举债至少存在两种悬疑：一是该债务可能是虚假，即债务是举债人与第三人合谋虚构的假债务，该债务根本不存在；二是债务可能存在，但完全用于举债人个人的非正常消费，如娱乐、赌博等。因而，离开了借款“为夫妻共同生活”的“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借款的真伪或性质。只有借款的“用途事实”，才是识别借款真伪或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试金石。因而，借款的“用途事实”，是判断借款真伪或性质的最好证据。所以，必须由举债人对借款的“用途事实”进行举证。
二、为什么要债权人（第三人）举证？
当举债方不能举证或举债方背叛第三人（与夫妻另一方串通逃债），则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替补举证责任，代替举债人举证证明其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是说，在举债方背叛第三人时，第三人第一步要完成债务存在的举证，第二步要完成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
对于夫妻一方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当由举债人举证，比较好理解，一般不会发生争议。关键是怎样理解，在举债人不能举证或不举证时，为什么要由第三人举证，而不应由非借款夫妻一方举证？这是因为：
1、从风险防范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债权人可以防范风险，而非举债夫妻一方难以防范另一方的恶意借贷或者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搞假借贷。也就是说，在借款之初，债权人拥有交易上的自由选择权，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所借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上的风险。即债权人在借贷前，如果本意是以夫妻双方作为债务人，而对夫妻一方缺乏信任，担心其会与另一方串通逃避债务，或者担心一方属于恶意借贷等，债权人完全可以要求夫妻双方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或共同实施该行为，比如，要求夫妻双方出具借条，或者由向经手借款一方提供夫妻双方同意的确凿证据（授权委托书等），甚至还可以要求举债一方提供财产担保，完全可以防止风险的发生。但对于非经手借款的夫妻一方来讲，另一方是否借款、何时借款、向谁借款、借款做什么、以及借多少，他是无法知道和控制的。在另一方不能知道和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要其承担举证责任，显然缺乏科学性。如果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举债夫妻一方，非举债夫妻一方一般不能举证，只能被动地接受推定。这样，婚姻关系中的任何夫妻一方，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恶意借贷或消费，而另一方随时可以受到无辜牵连。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同时，从主观方面来考察，在一般情况下，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只要举债人不与另一方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举债人是可以举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可能侵害第三人权利。只有在举债一方与另一方夫妻恶意串通，否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把举债说成或捏造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时，才有可能侵害第三人利益。而第三人之所以敢向夫妻一方借贷，而不征求夫妻另一方的意见，主要是基于对该借款夫妻一方的信任。那么，如果借款夫妻一方背信弃义，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或者恶意举债，第三人应当承担因自己的过于自信或疏忽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但如果反过来，由非借款夫妻一方举证，实际上就是由非借款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的过失负责，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样只会滋生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等后果的发生。
2、从逻辑推论上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对一方举债发生争议时，判断某一具体债务是夫妻一方恶意举债还是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按其求真规则或方法，也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如果第三人不能举证，也应当推定第三人与一方的举债事实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是假，非举债一方的抗辩是真。因为如前所述，第三人在向夫妻一方借贷时，有条件取得另一方的认可，而他没有征求另一方的意见，这就难以排除举债方有恶意举债或与第三人串通作假的可能。而对于非举债一方来讲，则无法推断他没有举证时，其抗辩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假。
3、从举证的一般规则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如前所述，举证事实有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主张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属于积极事实，认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消极事实。因而，当第三人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当然由第三人举证，而不应当由非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4、从举证责任的难易程度来看，第三人比非举债一方更容易举证。有人认为，债权人作为外部第三人如何能控制债务人是否会转变债务用途？又如何证明夫妻内部是否使用了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需要或其配偶是否分享了该债务利益？债权人对此缺乏举证能力。但也应当注意到，夫妻一方单独与第三人发生的借款交易，都是由举债一方与债权人决定的，另一方完全不能预见和控制；而作为交易一方的债权人，他对夫妻一方的借贷，相对于夫妻另一方来讲，其掌握信息的程度要大得多，其控制风险的能力要强得多。同时，第三人与举债夫妻一方的单独借贷，对于非举债夫妻一方来讲，非举债一方也属于不能掌握、不能控制信息的外部人。而相对于非举债一方，第三人与举债夫妻一方又是内部人。因而，两者相比，非借款夫妻一方离借款交易的距离或环境比债权人更远，更难举证，第三人则更容易一些。
5、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范围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世界各国法律的普遍规定，对于未经合意或授权的一方举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只限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或表见代理。也就是说，对于一方的举债，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要么是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要么就要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对于一方因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另一方没有法定抗辩事由，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一方虽然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但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亦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他方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第三人要么就应当证明一方的举债，属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范围内的举债，要么就要对一方或双方抗辩的非日常生活需要举债，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总之，第三人应当承担合理的举证责任。如果第三人既不能证明夫妻一方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家事代理），又不能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他方当然可以对抗第三人。因为，从理论上讲，夫妻一方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不能构成第三人相信为夫妻行为的充分理由；只有夫妻一方的日常生活需要行为，才能构成第三人相信为夫妻行为的充分理由。这也是家事代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因而，直接推定夫妻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只限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如果超过了家事代理的范围，第三人就要举证证明举债人的举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只有举债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时，对一方超过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举债，另一方才能承担连带责任。可见，保护第三人利益，主要是在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和表见代理范围内保护。
综上所述，在举债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是由第三人举证，还是由非举债夫妻一方举证，两者相比，由第三人举证，可以预防风险，成本较小，举证更容易。从正义或公平的角度来考察，在交易中，如果产生的利益效果相同，而一方付出的成本较之另一方要小得多，法律就应当将责任转加于付出较少成本的的一方。因而，在举债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由第三人举证，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同时，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范围来看，第三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余某因负巨额债务，于2008年3月成立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用包销的方式取得他人房屋（即约定他人将房产全权委托该公司销售，并提供房产三证及代办买卖、过户手续的授权委托公证书，承诺如到期未卖出则公司以包销价买下），将售房款用于归还个人债务。其中余某公司与包某签订200万元包销房产的合同，支付10万元定金，随即将该房以1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某，并从陈某处获得首付款120万元。余某将该120万元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期间因包某撤销授权，导致该房无法过户到陈某名下。
【分歧】
关于本案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亦即认定被害人是谁，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害人为房东包某，陈某只是列为证人，且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指控事实一致，应按起诉书指控认定包某为被害人；第二种观点认为，包某的房产并未被过户，未丧失房屋的所有权，相反还获得10万元定金，于包某而言该犯罪事实是未遂，而对陈某来说其损失的120万是实实在在的，陈某才是真正的被害人；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作全面评价，被告人余某一方面骗取房屋权证和委托书，另一方面骗取买家的房款，都是合同诈骗行为，故应认定包某、陈某都是被害人。
【评析】
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在于其涉及法律主体众多、利益混杂，在认定被害人的问题上存在刑民交叉的问题。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1．包某未失去房产是典型的犯罪未遂。从朴素的得失观点来看，陈某为买房损失120万元无法收回，而包某未损失房产，仿佛谁是被害人结论很明确，“谁损失”=“谁被害”似乎是认定被害人的合理原则。但余某的犯罪行为直接针对的就是该房产，如果包某没有及时撤销授权委托公证，那么房产的损失就为既成，因余某意志以外的原因（公证被撤销）而无法过户，因此于包某的这部分事实构成犯罪未遂。如果一概从有无损失的角度看待犯罪，显然与刑法第二十三条的明确规定是相悖的。故包某尽管没有实际损失，其被害人身份是依法成立的，不依其个人喜好而有所区别。第二种观点不能否认犯罪未遂的存在，也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因而不能成立。
2．将包某、陈某并列为被害人有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不是其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简单叠加，换言之，并不是被告人余某实施的所有行为都是犯罪行为。第三种观点看似全面的对余某实施合同诈骗、骗取房产的行为、获取房款的行为都进行了评价，但其在认定犯罪数额以及据此量刑的问题上不能平衡，可能导致刑罚的结果与立法本意不符。因为这样一来，余某的犯罪数额为190万未遂、120万既遂，数额与其合同诈骗190万既遂的情形相当，这是不合理的，本案毕竟只造成120万元的实际损失而已。
3．认定犯罪必须秉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首先，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故意犯罪而言，被告人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合同诈骗作为故意犯罪，被告人对于犯罪对象亦即所侵害的法益应当具有侵害的目的性。对于在其犯罪预谋之外的第三人，如果其犯罪活动顺利实施，本不应受到损害，甚至还可能受益。如果说这样的第三人是被害人，是不符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的。其次，实际损失120万元是属于包某的法益。陈某如约支付了部分房款，唯因物权取得的登记要件之规定，由于房东包某撤回委托公证而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明知该房产系赃物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其系善意购买该房。该房款被余某取得后，并不属于第三人陈某，而是属于房东包某，陈某付出该房款，换回合同履行期待权和对房款的返还请求权。该120万元之所以能被被告人取得，是由于包某签订包销合同、对于售房款的接收方法有失误之处所致。
综上，余某的犯罪行为始终依赖其诈骗取得的、对包某房产的控制展开，始则骗取控制、后则吞没房款，犯罪对象始终是包某的法益，而与陈某之间则按照正常的交易方式进行。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本案应认定包某为被害人，而陈某可以通过对包某的民事诉讼，依托合同责任获得追偿。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夫妻一方负债的举证责任分配
(关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的修改意见)
王礼仁
201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该解释第十八条规定：
“ 离婚时，夫妻一方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偿还的，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该规定将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所负的债务债务规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非常合理，而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举证人也是正确的。
但对于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该条并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案件，需要债权人举证，如夫妻中举债的一方下落不明或死亡，债权人凭一方借条起诉夫妻另一方偿还债务，该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又如，当举债方不能举证或举债方本人也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解释第十八条没有解决。对此，有必要再司法解释中加以完善。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债权人应当承担局长责任。
鉴于目前在理论上合实践中，对于举债人和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尚存在分歧。因而，这里主要就举债人和债权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作一些简要分析和阐述。
一、为什么要举债人举证？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所负的债务，可以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举债，需要事实证明，因为离开了“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这一“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那么，举债的“用途事实”应当由谁证明，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夫妻一方举债既有可能为了逃避债务，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将夫妻共同债务，伪造或推委为夫妻个人债务；也有可能是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也就是说，举债夫妻一方与未举债的夫妻另一方和第三人，构成一种三角关系：
举债人
可能与夫妻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 可能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
从上图可以看出，举债方具有多重角色：既有可能与第三人是利益共同体，也有可能与夫妻另一方是利益共同体。因而，其举债也存在多重悬疑：一是可能存在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二是可能存在逃避债务。如果把夫妻一方的举债，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难以排除举债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的可能；而对夫妻一方的举债，在举债方不能证明为夫妻共同债务时，认定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则又难以排除举债方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共同债务可能。对于夫妻一方的举债，涉及到一个利益均衡问题。从第三人利益来考虑，要防止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从非举债夫妻一方利益来考虑，要防止举债方与第三人是否恶意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那么，如何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关键就是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发生争议时，到底是由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还是由非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抑或由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
我们认为，判断某一债务是举债一方恶意举债还是与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关键是由举债事实或用途来证实。而“为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的“用途事实”，是判断借款真伪或性质的最好标准。离开了“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在一方举债中，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只有举债人最清楚。而且举债事实或举债用途属于积极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也就是说，只能由主张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主张举债事不实存在或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消极事实）一方不负举证责任。因而，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应当始终坚持由举债方承担举证责任，非举债方不负举证责任的举证分配原则。
如果非举债一方否认一方举债存在或认为其举债非为夫妻共同生活，则应当由举债人或第三人举证证明其举债存在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债人不能举证或者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共同生活时，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而，举债人或第三人首先应当证明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也就是说，在举债人或第三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非举债一方如果要抗辩第三人，则应就两项法定抗辩事由进行举证，如果不能证明或者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如举债一方提出因自己或家庭成员患病住院向第三人借款20000元，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存在。那么，这当然属于因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而举债。如果举债人与第三人没有约定该举债为举债人个人债务，尽管举债一方与另一方约定为分别财产制，但非举债一方不能证明第三人知道其约定为分别财产制，非举债一方不得对抗第三人，应当对2000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但如果举债一方提出借款20000元用于自己或家庭成员治病，但没有任何住院或门诊治疗证据，用于治病的事实不能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第三人要求非举债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在非举债一方没有两种除外情形时，则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为当举债人不能证明用于家庭生活或夫妻共同利益时，该举债至少存在两种悬疑：一是该债务可能是虚假，即债务是举债人与第三人合谋虚构的假债务，该债务根本不存在；二是债务可能存在，但完全用于举债人个人的非正常消费，如娱乐、赌博等。因而，离开了借款“为夫妻共同生活”的“用途事实”，就无法判断借款的真伪或性质。只有借款的“用途事实”，才是识别借款真伪或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试金石。因而，借款的“用途事实”，是判断借款真伪或性质的最好证据。所以，必须由举债人对借款的“用途事实”进行举证。
二、为什么要债权人（第三人）举证？
当举债方不能举证或举债方背叛第三人（与夫妻另一方串通逃债），则应当由第三人承担替补举证责任，代替举债人举证证明其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就是说，在举债方背叛第三人时，第三人第一步要完成债务存在的举证，第二步要完成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
对于夫妻一方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当由举债人举证，比较好理解，一般不会发生争议。关键是怎样理解，在举债人不能举证或不举证时，为什么要由第三人举证，而不应由非借款夫妻一方举证？这是因为：
1、从风险防范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债权人可以防范风险，而非举债夫妻一方难以防范另一方的恶意借贷或者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搞假借贷。也就是说，在借款之初，债权人拥有交易上的自由选择权，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所借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上的风险。即债权人在借贷前，如果本意是以夫妻双方作为债务人，而对夫妻一方缺乏信任，担心其会与另一方串通逃避债务，或者担心一方属于恶意借贷等，债权人完全可以要求夫妻双方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或共同实施该行为，比如，要求夫妻双方出具借条，或者由向经手借款一方提供夫妻双方同意的确凿证据（授权委托书等），甚至还可以要求举债一方提供财产担保，完全可以防止风险的发生。但对于非经手借款的夫妻一方来讲，另一方是否借款、何时借款、向谁借款、借款做什么、以及借多少，他是无法知道和控制的。在另一方不能知道和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要其承担举证责任，显然缺乏科学性。如果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举债夫妻一方，非举债夫妻一方一般不能举证，只能被动地接受推定。这样，婚姻关系中的任何夫妻一方，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恶意借贷或消费，而另一方随时可以受到无辜牵连。这样分配举证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同时，从主观方面来考察，在一般情况下，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只要举债人不与另一方夫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举债人是可以举证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可能侵害第三人权利。只有在举债一方与另一方夫妻恶意串通，否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把举债说成或捏造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时，才有可能侵害第三人利益。而第三人之所以敢向夫妻一方借贷，而不征求夫妻另一方的意见，主要是基于对该借款夫妻一方的信任。那么，如果借款夫妻一方背信弃义，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或者恶意举债，第三人应当承担因自己的过于自信或疏忽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但如果反过来，由非借款夫妻一方举证，实际上就是由非借款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的过失负责，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样只会滋生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或恶意举债等后果的发生。
2、从逻辑推论上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对一方举债发生争议时，判断某一具体债务是夫妻一方恶意举债还是与另一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按其求真规则或方法，也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如果第三人不能举证，也应当推定第三人与一方的举债事实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是假，非举债一方的抗辩是真。因为如前所述，第三人在向夫妻一方借贷时，有条件取得另一方的认可，而他没有征求另一方的意见，这就难以排除举债方有恶意举债或与第三人串通作假的可能。而对于非举债一方来讲，则无法推断他没有举证时，其抗辩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假。
3、从举证的一般规则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如前所述，举证事实有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主张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属于积极事实，认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消极事实。因而，当第三人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当然由第三人举证，而不应当由非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4、从举证责任的难易程度来看，第三人比非举债一方更容易举证。有人认为，债权人作为外部第三人如何能控制债务人是否会转变债务用途？又如何证明夫妻内部是否使用了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需要或其配偶是否分享了该债务利益？债权人对此缺乏举证能力。但也应当注意到，夫妻一方单独与第三人发生的借款交易，都是由举债一方与债权人决定的，另一方完全不能预见和控制；而作为交易一方的债权人，他对夫妻一方的借贷，相对于夫妻另一方来讲，其掌握信息的程度要大得多，其控制风险的能力要强得多。同时，第三人与举债夫妻一方的单独借贷，对于非举债夫妻一方来讲，非举债一方也属于不能掌握、不能控制信息的外部人。而相对于非举债一方，第三人与举债夫妻一方又是内部人。因而，两者相比，非借款夫妻一方离借款交易的距离或环境比债权人更远，更难举证，第三人则更容易一些。
5、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范围来看，应当由第三人举证。世界各国法律的普遍规定，对于未经合意或授权的一方举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只限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或表见代理。也就是说，对于一方的举债，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要么是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要么就要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对于一方因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另一方没有法定抗辩事由，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一方虽然不是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但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亦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他方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第三人要么就应当证明一方的举债，属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范围内的举债，要么就要对一方或双方抗辩的非日常生活需要举债，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总之，第三人应当承担合理的举证责任。如果第三人既不能证明夫妻一方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家事代理），又不能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系因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或者有理由相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他方当然可以对抗第三人。因为，从理论上讲，夫妻一方非日常生活需要行为不能构成第三人相信为夫妻行为的充分理由；只有夫妻一方的日常生活需要行为，才能构成第三人相信为夫妻行为的充分理由。这也是家事代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因而，直接推定夫妻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只限于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如果超过了家事代理的范围，第三人就要举证证明举债人的举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只有举债人具有表见代理的特征时，对一方超过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举债，另一方才能承担连带责任。可见，保护第三人利益，主要是在家事代理（为夫妻共同生活）和表见代理范围内保护。
综上所述，在举债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是由第三人举证，还是由非举债夫妻一方举证，两者相比，由第三人举证，可以预防风险，成本较小，举证更容易。从正义或公平的角度来考察，在交易中，如果产生的利益效果相同，而一方付出的成本较之另一方要小得多，法律就应当将责任转加于付出较少成本的的一方。因而，在举债人不能举证的情况下，由第三人举证，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同时，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的范围来看，第三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