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国有企业经营者经营目标责任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武汉市撤销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规定
下一篇: 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

浅析“换偶自由观”之值得商榷的地方
——来自法学角度的几点思考

刘红军1，李红雷2
1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2武警学院边防系，河北廊坊（065000）
E-mail：liubaiqiang125@163.com


摘要 ：某学者又出惊人之语，这回该学者发高论称换偶是公民合法权利，聚众淫乱罪过时了。该学者称换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而婚外恋、包二奶一般是男性欺负女性，违反忠实承诺的。关于“换偶”持反对意见的不在少数，有人就认为换偶不可理喻，是目前这种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所呈现的病态。但是专家的身份，往往会影响一部分人的价值判断，这里有必要对其观点从学理角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换偶 道德 权利 非罪化

事件背景：
某著名学者一向以语出惊人而闻名，提出著名的“性学三原则”，并其在博客撰文为社会上的“换偶”问题辩护，从而在社会上引轩然大波。
在“性学三原则”的理论支持下，该观点称：“第一，法律方面。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据此，曾有换偶活动的参与者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个法律虽然已经不再实行了，但是它仍然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起威慑作用。而这个法律条文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我们应当尽早改变这一过时法律。”“第二，道德方面。换偶与婚外恋、包二奶不同的是，前者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后者一般是男性欺负女性，违反忠实承诺的。因此，前者没有道德问题，后者却有道德问题。”“第三，换偶活动对社会有无伤害：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少数人违反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并不就是伤害社会，它违反的是一元论的价值观，并不违反多元论的价值观。不应当以伤害社会的名义去治少数人的罪，因为他们虽然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是人，是公民，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不伤害他人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
当然，性这个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针对该观点的言论，网络上的评论显得良莠不齐，感情冲动的抨击多于理性细致的分析。

来自法学角度的剖析

一：揭开“性学三原则”的神秘外衣
何谓“性学三原则”主要是指性活动只要遵循自愿、私密、成人之间这三条原则，那么就应该视为合法。（笔者认为从逻辑角度来讲将该原则表述为：“成人之间、自愿、私密”似乎更为贴切）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她可能的理论来源：
关于“成人之间、自愿、私密”之说法最早来源于西方社会，(注：现代社会对性问题所持的宽容态度，即使在欧美各国也是近几十年的事)著名的“沃尔芬登（Wolfenden）报告”经常被当作这方面转变的标志。这是由英国“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也被称为“沃尔芬登委员会）于1957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旨在讨论有关性行为的法律的制定问题。该报告就写到：法律的功能主要是维护公共秩序，保护人民免受侵害；而如果成年人是私下而且是自愿地进行同性恋或卖淫行为，就不存在侵害公共秩序的问题，因此，法律就不应当加以惩罚。众所周知，这份报告受到了著名的德富林法官的批评，而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哈特又与德富林展开一场著名的争论，维护并确认了《沃尔芬登报告》的这个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哈特的观点后来成为主流，曾对英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性恋以及卖淫行为的非罪化立法趋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德富林法官本人也在1965年公开登报声明放弃自己先前的保守主张。
但是应该看到，“成人之间、自愿、私密”，只是《沃尔芬登报告》与哈特用于限定同性恋和卖淫这样特定性行为方式的限定语，其充其量或可被认为是这些特定性行为非罪化的要件，而该观点则将其上升为更具广泛性的“性学三原则，这在逻辑上就可能存在问题。更何况这只是该学者的一家之言，而不是现实社会的行为准则，是否切实可行，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二：聚众淫乱罪是否真的过时，换偶是否真的无罪
“换偶自由观”主张：“法律方面。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据此，曾有换偶活动的参与者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个法律虽然已经不再实行了，但是它仍然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起威慑作用。而这个法律条文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我们应当尽早改变这一过时法律。在法律改变之前，换偶者可以用两对分别在不同地点的方式规避这一法律。因为只要一个地方只有两个人（无论他们是法定夫妻还是两个个人），法律是不能治罪的。”
首先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什么是换偶本身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所以换偶的主体、动机、目的、方式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我们无法在一般抽象的意义上讲，换偶一定构成或者不构成聚众淫乱罪。要获得精确答案，一般总需要在个案中根据案情事实来解释法律。但如果我们将换偶理解该观点的换偶，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对换偶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这一问题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作一分析的。在该观点中的换偶，是被特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即这种换偶是不违反性学三原则的。因此，该观点认为这样的换偶行为既不存在道德问题也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假如我们或者真正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们认可该观点对换偶的限定、自身对性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的理解以及基于这样的限定和理解而作出的“换偶并不违反社会道德和并无社会危害性”的推论性解释，那么，很清楚，这样的换偶根本不构成聚众淫乱罪。因为这样的换偶根本不构成前文详细说明的有关该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当然，该观点对换偶的限定、理解和推论并不就是真理，因此，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开放式问题。
其次，虽然换偶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仍然需要在理论上来进行仔细的探讨，但是作为以性社会学为专业的中国一流的性学专家的身份提出的“换偶自由观”，却对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一款表现出了惊人的理解。其一：该观点称：“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依该观点的意思这里的非法就是指犯罪）”。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这样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其二： “据此，曾有换偶活动的参与者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个法律虽然已经不再实行了，但是它仍然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悬在人们的头顶上，起威慑作用。”依刑法第三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聚众淫乱罪的最高刑为五年，判死刑之说不知从何而来？本条款至今有效，说它已经不实行了，又不知从何说起？
同时该观点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会称聚众淫乱罪已经不再实行了，一会又言，这个法律已经过时了，一会儿又说如何规避这个法律。既然不再施行了为什么又要规避呢，这不能不说是矛盾的。在这么一小段话中就出现这样的矛盾，这显然不是无知，也不是一个学者的智商有问题，这只能解释为其对法律的一种极度轻率的态度。该观点所涉及的问题是严肃的，但讨论的方式却恰恰是轻率的，这不得不说是该观点的悲哀，但也更是那些被该观点的观点所影响的公众的悲哀。
三：违背人类禁忌文明——法律与道德的恩怨
法律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虽然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实施的手段者但是法律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结晶，也与人类的禁忌文明、道德文明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该观点的“性学三原则”作为普遍衡量人类所有性行为是否可以合法化的原则，那么乱伦是合法的，进一步来讲如果乱伦真的合法，我们就会产生许多这样的疑问：许多现代文明国家或社会，这其中除了英美之外，还包括德国、意大利、瑞士、加拿大以及我国香港特区等等，仍然严厉地惩罚乱伦行为，尤其是血亲之间的乱伦行为。除非我们能够挑战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乃至挑战连这些文明社会的法律也不得不尊重的人类禁忌文明。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乱伦罪”，但纵观几千年中国法制传统，法律与道德均曾严厉禁止乱伦，目前也有学者呼吁应该在刑法中增设乱伦罪。要不要增设乱伦罪呢，这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我们也曾看到，当年法国的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一书中，主要就是探究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乱伦不仅为法律所禁止，而且还被视为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为严重的一种。此外，在“性学三原则”的 庇护下危险的SM行为也是合法的，我们也看到，当同性恋被统计学等现代科学确切地证明为乃是艾滋病的主要根源之一，并由此产生对其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或禁止时，“性学三原则”所谓的合法会不会瓦解呢?这是毋庸置疑的。最后笔者想以哲学家苏格拉底早在公元前339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层面的讨论：如果两性行为方面或任何他们别的行为方面毫无秩序，杂乱无章，这在幸福的国家是亵渎的，我们的治理者也是决不能允许这样的。
四：对某些法律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
该学者曾在其博文《换偶问题》中写到：“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性学三原则”或许可作为换偶行为非罪化的要件，但是某种行为不被处以刑罚，乃至不被法律所禁止，未必就等于直接可以被视为一项自由权利。法律对人类行为（包括性行为）的评价，是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其态度可能存在如下五种：(1)刑法层面上的犯罪(2)行政法规层面上的违法(3)法律对其持中立态度(4)普通法律上保护的权利自由（5）宪法上赋予的基本权利自由。该观点有可能混淆了法律对人们行为评价的层次性以及“非罪化”、“合法”与“自由权利”等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别。基于学术良心，笔者这里也谨慎地认为，像“换偶”乃至一般的卖淫这样的性行为（不包括：促使、控制卖淫或经营卖淫行业等特定的行为），如果可满足“成人之间、自愿、私密”这三个要件，我国法律的确可考虑加以非罪化，并以前述的第（3）种方式加以对待，但这不等于说，该类行为就可直接享有法律甚至是宪法上的自由权利，不能说刑法这样规定是违宪的，不能说刑法规定的聚众淫乱罪侵犯了人们的宪法权利，更不能说“如果换偶有问题，那是法律的问题”这恰恰是该观点之所言。这里很明显的是该观点对于普通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宪法权利存在着的曲解，但是正是这种曲解所产生的观点，足以误导公众，给该观点的支持者以理直气壮的支撑点。
同时法律上的“合法”与道德上的“正当”之间是有区别的，而该观点恰恰可能忽视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那么，围绕“性”这个话题，法律和道德所展示的不同面目说明什么，面对“性”，法律和道德各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法律是否应该与道德无涉，法律是否可以强制执行某种道德，我们又应该怎么来看待？笔者认为：在法律的调整领域上，法律的确应该严格区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领域，将自己调控的对象与效力限定于公共道德领域中的特定范围，以此维护道德的底线，而不应贸然介入私人道德的领域；而私人道德领域中的事务，则应委之于行为者个人的自我约控的理性选择，并由行为者个人自主地承担责任。同时，法律的评价也不应完全排斥或取代道德的评价，尤其在我国目前这样正处于所谓“道德全面滑坡”的时代背景之中，这一点尤为重要。而就换偶问题而言，如前所论，法律确实可将其加以非罪化，甚至使之成为德国当代著名学者阿历克西所言的“不受保护性法律自由”，但对于本身作为私人道德领域中的某种行为，仍然有必要接受社会成员可能基于性道德秩序观念的各种评判，包括赞同、容忍或反对。
五：对待西方伦理文化的态度方面存在这瑕疵
该观点还介绍了美国和日本换偶情况借以证明自己的言论，称：“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参与换偶活动的人数众多，达到夫妻总数的2-3%，并没有伤害社会。”笔者这里不敢苟同此观点，因为这里的引证没有考虑到美国因为自由主义泛滥而导致道德滑坡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和努力。何况美国的不一定是进步的，美国的也一定是正确的，在美国换偶盛行，难道中国就一定也要跟着去换偶吗？笔者认为我们在面临西方对待西方伦理文化时要明白如下两点：
（一）：中西方伦理文化虽无优劣之别，但在不同时代，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伦理价值观与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伦理价值观相比，其参照系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前者优越于后者。尽管前者未必在各方面都先进，都能胜过其它文化，但因它是产生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总体上的优势。但是而不容忽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能克服自己各种与现代化进程相悖的惰性与弊端，加速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一定能创造出一种在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伦理文化。
（二）：无论在中西方伦理价值体系中，精华与糟粕都是十分复杂的糅和在一起的。要创造一种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伦理价值观，就要善于在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伦理文化的糟粕中继承和弘扬精华。同时要善于在大胆汲取西方文化精华时保持敏锐的眼光和高度的警觉，务必清除那些会贻害国人的精神垃圾与病毒。
该观点提出的不少性道德观点都很超前，该观点的提倡者作为知名性学专家，有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权利，但笔者也有不同意其某些观点的权利。比如“换偶”，实际上换偶对中国人来说，很大程度上难达到多方同意，很容易造成一方同意而另一方拒绝，实际上演变为强奸，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根深蒂固，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抛掉，今天我们弘扬性文化，开展性革命，不能一步登天，不能抛开我们的国情、民情和社情来说，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一定要结合国情。
六：是否真的对社会无伤害
该观点认为换偶活动对社会无伤害，同时也认为换偶是一种不伤害他人的行为方式。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认为不管参与者如何自辩，换偶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种行为使婚姻存在很多变数，快感之后，人不得不面对自身心理和对孩子的负疚等。据统计，百分之八十以上有过换偶行为的夫妻都表示后悔，心理的阴影和隔膜难以消磨，最终导致夫妻反目，离婚收场。难道，参加换偶活动的夫妻没有伤害到另一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和睦稳定？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最小单元，也是社会生产生活基本的单位，家庭的不稳定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当同性恋被统计学等现代科学确切地证明为乃是艾滋病的主要根源之一，并由此产生对其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或禁止时，为什么禁止因为它侵犯和危害了法律要保护的社会利益，难道这是立法者的错误，难道不该保护这样的法益，或许这正是该观点要表达的“如果换偶会触犯法律，那是法律有问题”难道，这样的结果对社会没有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这难免使人想到该观点仅仅看到了换偶以前和换偶交欢时的片刻新鲜感觉和欢愉享受，而忽略了换偶之后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

结束语
在“性学三原则”支撑下所提出的“换偶自由观”所表现了对法律的轻率态度：——“如果换偶会触犯法律，那是法律有问题”。在此姑且不论该观点这种观点之对错，但我们可认为，这种观点以及倡导者对待法律的态度本身，的确是基于对法律的一种反思与批评，并且是一种非常明快、多少有些轻易的批评的，这也反映了在像中国这样的法治根基尚未成熟，法治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国家或社会里，人们对法律信赖或信仰态度上存在着的严峻问题。 这些观点作为学术探讨可以，但不宜大范围倡导，明显脱离国情，而且容易导致性病艾滋病传播，我们是不能提倡的。性教育还是性教唆，只是一字之差，把握好度很重要。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捍卫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至关重要。但是作为知识分子，负有特殊的使命。在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时，既不能把公众当作弱智者，也不能无视舆论的存在，我行我素。既然选择大众新闻媒体作为发表学术观点的载体，那么就有义务全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对那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媒体记者表示不屑，但是我们必须对公众负责。笔者认为，不管是性教育也好，性文化节也好，不应该去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话题，或者设计一些标新立异的活动，而应该以一种科学、健康的观念去营造一种社会文化气氛，以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M] 2003年11月第2版 468-479
[2]刘红军：《浅析道德遭遇法律之尴尬》 [C] 安徽大学2007研究生论坛，125
[3]李银河：《换偶问题》 [OL] http://blog.sina.com.cn/u/473d5336010006ig
[4]刘宪权：《刑法学专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M] 2007年4月第1版 21-25
论无过错责任原则

顾海莉、夏波


内容提要：

在归责的发展史上，自罗马法以来，均坚持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即无责任为一著名的法律格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事故、公害事故的大量出现，由受害人举证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几乎不可能，各国基于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和照顾弱者稳定社会的政策考虑，相继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无过失责任原则，将该原则视为特别原则，仅适用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易安全越来越重要，在合同领域就出现了严守合同的原则，本文就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与相关原则的区别等方面进行探讨，以便更好的适用近代民法的这一理论原则

引言：
19世纪被资产阶级学者称为机器和事故的年代，由于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工业事故，这也成了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那一时期，由于受传统法律理论的限制，对工业事故的处理主要适用过错责任，根据这一原则，受害的工人必须举出资本家有过错时方能获得赔偿。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可以引用共同过错以使自己免责。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工厂主难以败诉。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工人阶段的斗争，使得资本家们不得不缓解双方的矛盾以达长久稳定的统治，在19世纪末期，对于工业事故，资产阶级逐渐采用了无过错原则，又称无过失责任原则。1884年德国制定了＜＜劳工伤害保险＞＞，该法首次推行了工业事故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伤事故的无过失责任得以实施①。随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制定了类似的规定。无过错责任的出现是和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最初实施表面是资本家作了让步，实际上是资本家无任何损失，因为那时资本家已采取了私人保险制度，廉价的保险费，且该笔费用都是从工人身上搜刮的，使得这一赔偿原则最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毕竟也是法律的进步，美国学者巴兰庭在1916年发表了＜＜哈佛法律评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无过失责任，随后在很多危险作业领域采用了这一赔偿责任原则，在合同的违约责任中，也逐渐适用这一原则。
无过错责任的概念
按照大陆法系的过错归责原则，显然，债务人无须对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所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但在法律作出特别规定的场合，即使不履行合同或者损害的发生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所导致时，一方当事人也可能会承担法定的特殊责任，即为无过错责任或无过失责任（英文名为no fault liability或liability without fault）据考证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巴兰庭于1916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交通事故的文章中提出的。
无过错责任的法律特征
无过错责任是与过错责任相对应的术语，是为弥补过错责任的不足而设立的制度，它在性质上已不具有一般法律责任的含义，因为任何法律责任都以过错为基础，从而体现法律责任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和教育的作用②，因此，无过错责任实际上是对侵权责任的教育制裁等职能的否定，因而不具备侵权责任原有的含义，其宗旨在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亦即gsser教授特别强调之分配正义③。无过错责任的法律特征在于：
第一，无过错责任适用于损害后果的发生为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所导致的场合。在无过错责任中，任何一方当事人在主观中并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这是适用该责任的前提，如果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事由就属于过错责任。
第二，无过错责任是与过错责任相并列的责任形式，当然并不意味着对等，从法制发展进程看，该责任又可称为过错责任的补充，是否承担责任由法律特别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肯定了过错责任是违约和侵权的一般和基本形式，为了防止无过错责任和过错责任发生不必要的重叠，有的通过民事基本法确定了这种无过错责任，有的通过判例加以规定，至于法律规定于何种场合下发生无过错责任取决于法律基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所作出的明确表态。
第三，无过错责任的宗旨在于合理补偿损失。过错责任的发生根据是违反合同的当事人具有主观过错或侵权人具有主观过错，因此要求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责任可以同时实现惩罚功能和补偿功能。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于当事人并无过错，惩罚功能也就失去了目标，而只能保留其补偿功能，在合同领域“无过错责任的基本思想只在于合理分配不幸损害，而不在于惩罚不履行合同；因而它只具有补偿作用而无惩罚作用”①。
第四、无过错责任限制了一般免责事由的适用，在过错责任情况下，当事人可以提出法定免责事由，免除其对损害后果的责任，如不可抗力为过错责任的一般免责事由，但在无过错责任情况下，包括不可抗力在内的法定免责事由的适用都受到限制。＜＜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目前没有特别法对除外规定作特别解释，但该规定乃顺理成章，且不悖于国外实践。
第五，因果关系是决定责任的要件，在过错责任的前提下，行为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最终取决于他有无过错，而在无责任情况下，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并不取决于他有无过错而取决于他的行为和物件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而在合同领域只要行为（作为或不作为）最终导致合同的不能履行，且不论该行为的发生原因如何，行为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即法律已认定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有直接联系。
无过错责任与相关责任的比较
严格责任。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主要是在英美法系中采用的概念，按照学者的解释，严格责任是指当被告造成了对原告的某种明显的损害，应对此损害负责，与严格责任相对应的是过失责任，即被告虽造成了明显的损害，但须有故意和过失才负责，而在严格责任中，主要考虑的是被告的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②。在侵权责任中，严格责任不同于无过错责任，因为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非绝对，在严格责任下，并非表示加害人就其行为发生之损害都应承担责任，各国立法都承认加害人可提出特定抗辩或免责事由②，如第三人的过失行为就是抗辩事由，法国学者卡塔拉通过比较法国侵权法和英美侵权法，认为严格责任与法国法中的过错推定大体相同④。因此，严格责任表面上不考虑损害是出于故意或能否通过合理的注意而避免损害就可以确定被告的责任，但实际上是从损害事实的发生中推定被告有过错，不过被告可以通过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第三人的过失、自然原因造成而减轻和免除责任。无过错责任仅考虑行为与损害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并且侵权的无过错责任很多都以保险为存在前提，而严格责任并不考虑投保事实，另外，英美法系中的严格责任也被广泛运用于合同领域，其与合同中无过错责任也存在较大差别，首先无过错责任为大陆法系中辅助过错责任的例外和补充，当然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无过错责任逐渐成为现代合同违约责任的主要原则，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相反，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中的主要形式，它不从属于任何既定的责任形式，事实上在英美法系中只有依照严格责任承担责任，以及依照挫败理论不承担责任两种情况⑤。其次，无过错责任强调的是事变的情况下即在不可抗力中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下承担责任，而严格责任认为如果符合挫败理论的条件，债务人不承担责任。再次，大陆法系对于合同下无过错责任的范围易于确定，主要为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但在英美法系中挫败理论是在审判实践中确立的，故其范围不尽明确，事实上严格责任包含了债务人有过错和债务人无过错两种不同情况①。由此可见在合同领域中的两种责任形式的社会价值取向也是不相同的，无过错是为了公平的分配损失而设立的责任的形式，而英美法系中的严格责任甚至可以说就是为了便捷的处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争议，而绝不是为了使债务人的行为获得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②
无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
在民法上，过错推定是指原告能证明所遭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应负民事责任③。过错推定又可分为一般过错推定和特殊过错推定。一般过错推定，指在某些情况下，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并造成损害的负民事责任，但如果加害人能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所致，可以免除责任。特殊过错推定指行为人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的存在，以表明自己是无过错的，才能对损害后果不负责任④。一般来说只有不可抗力、第三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下才能免责，因此，此种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极为类似，有学者把无过错责任分为绝对无过错与相对无过错，而相对无过错即相当于过错推定⑤，但两者实际上有根本的区别，第一，从责任的性质上看，无过错责任不具有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性，而在于对受害人提供补偿，补偿功能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特征（见前文），至于因何发生这种损害行为“则是现代社会必要经济活动，实无不法性可言"⑥.因此,它不能起到预防不法行为之作用,而过错推定仍然是以过错为归责原则,只是法律加大了加害人的注意义务,因此过错推定还是具有一般民事责任的教育、惩罚等性质。第二，从最后的责任分担情况来看，由于无过错责任的基本思想是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因此在侵权领域中，无过错责任往往和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通过保险制度实现损害分配的社会化，而过错推定，因为法律加大了加害人的注意义务，因加害人未能尽到义务，所以要对受害人提供补偿，它并不以保险制度而分配损失。
第三，从免责情况来看，无过错责任并不考虑当事人的过错，一旦损害发生，就应承担责任。并不存在免责的事由，而过错推定承认加害人有反驳的机会，在存在不可抗力时，也有机会免责，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归责方法。
第四，从司法审判实践的情况来看，无过错责任并不需要双方当事人对有无过错举证，而只要有因果关系的存在，故法官对此责任的适用缺乏弹性和适应性，而过错推定给法官在认定加害人举证反驳，提出免责事由单方面的认定有了一定的裁量权⑦,有利于法律原则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变化发展，这也归根于两者的性质，一个以分配损失为必要，一个仍然以过错补偿为原则。有学者把两种责任最基本的区别归纳为两点：第一，受害人的过失能否成为两种责任的免事由；第二，不可抗力能否成为两者的免责事由①。两方面的区别非常精辟的反映两者在具体适用过程的差别。当然从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两种责任完全可以合并存在，相互补充。
无过错责任与结果责任
有学者认为，在合同领域，合同中的无过错责任以发生违约为前提，即只要有违约行为，就要承担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就等于结果责任。史尚宽先生指出“古代法律，采用原因主义，以有因果关系之存在为发生损害赔偿之责任，就因极端无责任之负担，反促使责任心之薄弱，不适合实际生活之需求，罗马法遂采用过失主义，就近如火车、飞机及其他大企业之发达，危险大为增加，古代无过失责任渐有复活之势，“此责任谓之无过失赔偿责任亦结果责任或危险责任"②。其实两种形式虽有点类似，但也有本质的区别，王泽鉴先生在评析侵权行为法时曾指出，无过错和结果责任“理念完全不同，即无过失责任系指补救过失主义的弊端所创设的制度，而结果责任系初民时代，人类未能区别故意过失时的产物，二者不易混淆③，由于两者的理念不同，适用范围也有差别，无过错责任是现代合同法中过错责任的补充形式，适用范围受严格限制，而结果责任是各国历史上古代法律责任的主导形式。另外，现代法律中的无过错责任是以公平原则为指导，用以合理的弥补合同当事人或行为人在特殊情况下所引起的损害，是一种特殊的法定责任，而结果责任则反映出传统的同态复仇原则，远不能与依现代公平原则所建立的无过错责任相提并论，并早已被现代民法所抛弃。
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
合同中或不可抗力中的无过错责任。通常情况下，不可抗力是免除责任的事由，这种结论是由大陆法系的过错责任决定的。在法律作出特别规定的场合，不可抗力是发生无过错责任的条件。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当事人一般可以通过举证不可抗力的发生而免除不履行的责任。史尚宽曾经列举了合同关系中不可抗力的无过错责任（1）迟延后的不可抗力，（2）转质之质权人对于转质物损失的责任，（3）出版人接受作品后因不可抗力而遗失或毁坏，（4）民用空中运输之旅客和财产损害。在我国现行合同法中，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的无过错责任仅指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的，在逾期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后果责任④，这种观点与史尚宽的观点是一致的，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叶林将这种情况下的责任归结为过错责任，而不是不可抗力下的无过错责任⑤。笔者非常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债务人逾期履行债务，债务人已经有了过错，相应的逾期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是指债务人已经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可抗力，而不是没有过错情况下的不可抗力，法律规定债务人承担逾期履行期间不可抗力所致后果，不是对不可抗力下无过错责任的规定，而是对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前已构成违约责任的认可。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可抗力的民事责任，是指债务人因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类似的情况虽然不多见，但至少现行法律在一定程序上对该情况予以承认。我国民法通则第107条的除外条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该法没有具体的规定可以采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但显然也为我国确立某些情况下无过错责任创立了前提和基础，在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对于不可抗力的发生，也不是唯一的免除责任①。有些不可抗力发生的场合下仍应承担责任，此种责任在性质上应为无过错责任，如在种类物之债中，即使遇有天灾，但因为标的物为非特定物，卖方仍然可以在市场中买到该物交由买方，这种情况下，并不能免除债务人实物交付之义务，但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变动。当然各国法律对不可抗的范围认识不一。理论并通常认为不可抗力为事变的一种，事变的其他情况如情势变更第三人原因等也构成无过错责任的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只有在某些不可抗力情况下才能免责，因此，很多学者认为现行合同法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也有学者认为违反合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最终是因为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所引起的②，即在质上还是一种过错，只是这种过错并不显得直接、明显，学理上对过错范围的界定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这种观点采取了客观说。这和延迟中的不可抗力下的责任是基本类似的。当然，对于债权人来说无需考虑债务是否具有过错。因为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合同法的一般原则。
瑕疵担保中的无过错责任
大陆法系认为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转移的财产有瑕疵时，出卖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③，瑕疵担保分为权利瑕疵担保和物的瑕疵担保两种，出卖人必须保证其对出卖物享有处分权，并且该物达到通常或特定的品质状况和价值或者效用，否则，买受人有权提起损害赔偿，且该请求权的发生不以过错为前提，也就是说出卖人是否有过错是无关紧要的，无伦是权利瑕疵担保还是物的瑕疵担保，两者都是为了保证交易安全而设计的特殊法律制度，在物的瑕疵担保上，我国＜＜产品质量法＞＞有很集中的反映，该法对于生产者的责任也是采用了一种无过错责任，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它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仅在三种情况下发生免除的效果，即未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前没有缺陷，投入流通时依现有的技术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这种关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也是相当严格的，但也有学者认为产品责任领域并未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④
危险作业中的无过错责任
在侵权法中，无过错责任是伴随着19世纪中机器和事故的大量出现而产生的，被用于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航空器原子能等危险领域。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中，对工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是没有异议的。一些国家在19世纪末就相继制定了劳工赔偿法。在交通事故领域，随着汽车保险责任的推广，对汽车事故引起的损害，也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在医疗事故领域，由于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的发展，在许多国家法官往往不考虑医生有无过错，就判定其向受害人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按杨立新先生的解释这条是对无过错责任的规定①。这种规定过于笼统，有学者指出高度危险原因是多样的，现有法律上的原因如未按工作程序作业导致损害的发生，也有行为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即使尽到高度注意也不能阻止损害的发生，第一种情况显然最终适用的是一种过错责任，而第二种情况下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②。另外，在高速运输工业中，对汽车而言，其危险性显然还不算太高，且安全性能越来越好，并且随着它的大量普及，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我国司法实践对汽车损害赔偿一向采取过错责任。但也有部分无过错责任适用场合，如造成行人死亡、重伤的，即使机动车无过错也要承担部分责任，这也充分体现了无过错责任的补偿功能。另外，我国＜＜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第4条规定：承运人如能证明旅客死亡或受伤是不可抗力或旅客本人健康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在铁运和航空运营中不可抗力都可以成为免责的条件。因此，在这两种运输工具领域未实行绝对无过错责任，这与通则第123条的认定多少存有差异，因为123条并没有象别的条款一样作出除外特别规定。并且这与传统法学理论也不致（如史尚宽先生认定不可抗力不能成为航空运营的免责条件），在医疗领域，我国一直采取过错责任， 看医疗事故的大量出现，为了尽量保护患者利益，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认定实际上采取了过错推定的方式，以在诉讼中方便处于弱势群体的受害人，但并未实行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能否成为一项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能否成为一项归责原则，笔者认为要分情况对待，在传统侵权领域，学者大多不赞成把这一原则认为归责原则之一，因为事实上，＜＜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三款关于“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是无过失 ，而且更是一种民法公平责任的体系，因而把民法通则规定的各种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一概认定为无过失责任，显然是不妥当的，有断章取义之嫌。各种特殊侵权行为中，有过错推定责任亦有公平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另外从适用范围上来看，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是极为有限的，还不具有普通归责原则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王利明学者认为无过错责任成为侵权法中的归责原则将会构成对整个侵权行为法的致命威胁，原因在于：第一，现代侵权法的一些基本制度，诸如混合过错责任、共同过错责任、抗辩制度、责任要件、赔偿制度等，基本是建立在过错归责的基础上，若扩大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这些规则就无适用余地。第二，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不可能结合使用。无过错责任在哪里发表，过错责任就在哪里消失。当该责任无限扩大后，过错责任体系就会瓦解。第三，无过错责任不具有法律责任所应有的教育和预防作用。在本质上不具有法律责任的性质，从而最终使得法律替代水能约束公民的行为。合法与非法，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变的混乱不堪③。当然，无过错责任所具有的公平性在保护无辜的受害人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如过分强调过错责任，受害人无法得到补偿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性，因此，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无过错责任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但我们也应同时慎重考虑加害人的行为于法上的评价。对不法行为过于必要的制裁和教育，否则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就会进入误区。前段时间关于酒后驾车责任险隐约的折射情况的存在。而在合同关系领域，由于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合同法在该领域的主要调整对象。因此，严守合同原则已成为现代合同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不履行合同义务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对于大多数情况下，合同的不能履行总是因为一方当事人这方面那方面的过错行为引起，但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则不必考虑如此多的因素，只就合同不履行，该当事人就有义务追究不履行一方的责任，或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损失，由此无过错完全可以存在于合同领域中，并且成为一种主要责任。

主要参考资料
1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王泽鉴（台）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2册 中国政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崔建远著〈〈合同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叶林著〈〈违约责任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王卫国著《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 史尚宽著（台）《债法总论》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
8 史尚宽著《债法各论》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
9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11杨立新著＜＜侵权损害赔偿＞＞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